揭密臨川一中38人考上清華北大，是神話還是神化？

　　在38名清華北大學生的身后，是臨川一中這艘“教育航母”參加高考的可觀陣容。教育產業化使得學校鉚足了勁爭取高升學率，從而爭取更多的學生和更多的學費

　　“江西小鎮50名學子考上清華北大”，“一所中學38人考上清華北大”……

　　今年高考揭榜后，類似造神運動的宣傳口吻，將江西撫州市臨川區臨川一中及其所在的上頓渡鎮，卷入了輿論的漩渦。全國媒體的目光都聚焦在這個不知名的農業小鎮。在臨川一中的校門上，比書法家啟功的題字更引人注目的，是巨幅的賀喜標語。校門后并排而立的紅榜上，記錄著每一位考上清華北大學生的名字，以及部分考上其他名校學生的名字。

　　包括保送生和自主招生名額在內，今年清華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額僅166個，38名學生題名清華北大，意味著臨川一中一所學校，就占據了清華北大在江西招生人數的近1/4。

　　“把中學當成航空母艦辦”

　　上頓渡鎮作為臨川區的政治、經濟中心，面積并不大，從小鎮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只需半個小時。鎮上無須公交車，人們出行以“蹬士”(人力三輪)代步。公交2路車將其與7公里外的撫州城連接起來。

　　曾有人分析過上頓渡的地形：南有贛江、崇江、撫河在此北匯入長江和鄱陽湖，西北有環行山脈擋住西北風，“山環水抱必有氣”，使得臨川成為聚集人才的風水寶地。

　　據當地工商局一位干部的說法，曾有風水先生說過，該鎮“要有一座塔鎮住，才會旺”。2004年，臨川區政府募資400萬元，在宜黃河中間的小洲上建了一座臨川文塔，這座高56.8米的文塔成為臨川的高度。

　　巧的是，在文塔建成后的3年里，臨川像風水先生“預言”的那樣，“旺”了起來。這股“旺”氣源于鎮上的兩所中學：臨川一中和臨川二中。這兩所外表平常的學校，連續幾年在高考中報捷，甚至驚動了深圳

　　市高級中學、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全國名校前來取經。不過兩校間也有差別，盡管均為江西省優秀重點中學，且曾經一度互成瑜亮，但二中的聲勢如今已遠不如距其10分鐘路程的一中。

　　臨川一中在高考中有所突破，始于2004年，這一年有12名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這個數字在隨后的兩年里，變成14名和24名。與這個數字一同增長的，是一中學生的人數。在2002年左右，一中只有約4100人，短短5年間，一中就像一塊巨大的人才磁石，將省內其他市縣，甚至其他省份的學生吸納至麾下。現在，包括復讀生在內，一中已有11000人。用一位網友的話說，一中是在“把中學當成航空母艦辦”。

　　根據撫州市政府前幾年的規劃，一中要創辦萬人學校，如今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目前這個面積僅為105畝的老校區，已經無法滿足學校日益膨脹的規模，為此，該校不得不嚴格控制招生人數。一般而言，一中每個教室的人數都在70人以上，有的高三班級甚至坐了90多人，坐在最后一排的學生往往椅背緊貼墻壁，而教室里的過道也僅能容人側身通過。

　　今年，一中在小鎮的新城區建設一個占地300畝的新校區。一中校長辦公室主任徐武平介紹說，可以容納10000名學生的新校區建成后，將成為一中的高中部。這個規模與市政府對該校“創辦萬人高中部”的要求一致。

　　神話，還是神化

　　今年的高考揭榜后，該校校長辦公室副主任饒禮喜的名字，以“通訊員”的身份出現在多家媒體上。校方的積極宣傳和媒體的配合，使得一中在全國的名氣陡漲。一中的學生也迅速適應了媒體對自己學校的好奇，在采訪中，一位學生對記者介紹，“央視和湖南衛視都來過，聽老師說，美國的媒體也報道過我們”。

　　這種榮耀感在一中人身上變成了自信力。在百度“臨川一中吧”里，有學生發帖說，“我們學校除了(江西)師大附中就沒有對手了”。一個流傳于學生間的故事是：在今年高考前，幾次與南昌

　　一起的模擬考中，據說一中都只是報過去了應屆生的成績，但即便如此和師大附中比起來還是略占上風。一位老師說：“如果報了歷屆的成績過去怕會嚇到他們，到時他們奮發圖強就不妙了……”

　　不應忽略的是，在38名清華北大學生的身后，這艘教育航母參加高考的陣容同樣可觀。

　　據徐武平介紹，今年一中的考生約為3800人――這個數字幾近于一所中等規模中學的總人數。而被學生們認為已能與之平起平坐的江西師大附中，今年有25人考上清華北大，考生人數只有600人。

　　殘酷的學習氛圍

　　“也有很多人問過我，一中為什么能考這么好，我倒沒覺得有什么特殊的秘訣，只是我們在各方面都比別人做得更好吧。”上屆高三(0)班班主任曾長根說。在一中的分層教學體系中，所有班級被分為0班、重點班和平行班，其中0班集中了沖擊清華北大的尖子生。曾長根所帶的0班，今年有12名學生考上清華北大。

　　至于哪些方面“比別人做得更好”，曾長根舉例說，“就像研究高考試卷，大家都在研究，但研究的效果有好有壞”。任教高中數學10多年的他，根據近年來的命題趨勢，預測出今年高考最后幾道大題會考到“放縮法”，“因為前兩年都考了，而命題組長沒換，第三年肯定還會考”。在考前的一個星期，他集中為學生講解了相關題型。在他自己的班，學生高考數學平均分高達130多分。

　　教高中英語的佟玉(化名)老師認為，高考的出色發揮，與一中殘酷的學習氛圍有關。在一中讀書，從初一開始就要上晚自習，“學生進入高三后，并不會有負擔突然加重的感覺，因為他們學習的量一直很大”，她說，“對我們老師而言，教高三是最愉快的，因為對于一中的學生來說，經過這么多年訓練，基礎知識已經不是問題，我們可以在深度和廣度上擴展，講些綜合性的能力題。”

　　一中的老師是“把自己賣給了學校”，佟玉說，每天早自習7點就要到，晚自習每節都得去。因此，很多老師在撫州城買了房子也沒法住，只得在洲下租房。“在其他學校，可能只有高三老師才這樣，但在一中，每個年級都是如此。”

　　而用一中校長辦公室主任徐武平的話說，如此顯赫的成績，是以臨川地區“學生苦學、老師苦教、家長苦育、領導苦抓”的“四苦”精神為基礎的。“學風好，抓得緊”，是當地人對一中的普遍評價。

　　徐武平介紹說，原來在一中正對面有好幾家網吧。每到放學，教導主任都要親自帶隊去網吧圍追堵截，但仍有偷偷跑去上網的學生。最后，校方只好求助于臨川區政府，政府將鎮上所有網吧遷到位于新城區的“網吧一條街”。

　　“挖人”事件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老師、學生和家長，都認為“生源好”是一中高考成功的重要條件。對此，徐武平的說法是，一中近幾年高考成績持續走高，吸引了很多成績較好的學生就讀，他們傳出的捷報又吸引了更多的績優生來讀書。如是形成良性循環，一直延續到現在。

　　而其他地市的一些老師的看法則有不同。在百度“臨川一中吧”里，一位“兄弟學校的老師”發帖指出，臨川一中曾“在南昌開通了臨川直通車，免費讓家長到校參觀，派出招生人員到處游走游說，甚至設立招生站，周邊地市深受其害”，此外，還“對高分學生以高價收買，尤其是落榜的高分生”。

　　二中一位老師也指出，去年，分別以全市中考第二名、第五名畢業于二中初中部的張大峰、張小峰兄弟，莫名其妙地轉學到了一中高中部。

　　“以我們現在的影響力，還需要花錢從其他學校挖人嗎？”面對指控，徐武平不以為然。他雖然承認很多高分考生流向一中的事實，但他認為那些考生是沖著一中的牌子來的。“我們的升學率擺在這里，在同等條件下，人家愿意選擇我們，再正常沒有了。”

　　對于張大峰、張小峰兄弟的事，他解釋說，兄弟倆在小學升初中時，本來已經被一中錄取，后來不知何故去了二中讀初中，但他們當時與一中約定，讀高中時再回一中就讀，“我們只不過調回原來屬于自己的學生”。

　　臨川教育集團辦公室主任鄧高平在接受《新世紀周刊》采訪時表示，集團對學校間相互挖人管理得很嚴，一旦發現有老師進行類似活動，將停止其該年的一切評獎評優與晉級資格，并會開會全市通報批評。“一中并沒有這樣的記錄在冊”。

　　但他承認，在周邊地市設立招生站的事，在2002年、2003年時確實曾出現過，派出的招生老師甚至曾被當地扣留。他將這種現象歸因為教育改革中的短暫失序，“既然要改革，就難免出現一點混亂”。

　　曾跟蹤報道過教育集團成立過程的一位當地記者透露，“以前，為搶優質生源，每年中考一結束，臨川一中、臨川二中與撫州一中三所學校總會派出100余名教師前往各鄉鎮招生，每年三校為此要耗資250萬元。同時，三所學校之間也互相挖搶老師”。

　　對復讀生的大力吸引

　　復讀生群體是締造一中高考神話的重要力量。今年考上清華北大的38名一中學生中，就有18名為復讀生。據一位重點班學生的家長反映，學生進入高三以后，整個年級的人數幾乎翻了一倍。徐武平提供的數據證實了她的感覺：創造了高考神話的這屆高三，3800名學生中，有1500名為復讀生。

　　在一中對面小巷里經營餐館的錢老板透露，她的侄女錢佳琦，去年高考分數為588，立志非清華不考的她來到一中復讀，直接進了應屆生的0班，班主任正是曾長根老師。在校復讀期間，她的學雜費、資料費、補課費、住宿費等全部免除，錢老板強調說，錢佳琦在學校住的宿舍是兩人間，“是學校里條件最好的宿舍”。

　　曾長根介紹說，錢佳琦的成績很好，每次月考幾乎都能在班里排進前10，很有希望沖擊清華北大。但這個平時細心的小姑娘，偏偏在考場上犯下大錯：在考英語時，她將答題卡涂錯，導致客觀題部分只得18分，總分也只有618分，盡管這個分數已然不低，但在分數線奇高的江西，意味著她第二次沖擊清華北大的努力付諸東流。“她的英語成績平時都在130分以上，如果加上這個分差，她本來是很有希望上(清華北大)的”，曾長根嘆息道。

　　即便有對高分考生包括復讀生的大量優惠政策，一中也面臨著自己的高分考生被人挖走的尷尬。佟老師介紹說，去年的江西省理科狀元，本來是一中的學生，結果在高考前夕被其家鄉黎川縣一所學校勸回去參加高考，“他們當時給了那學生4萬塊錢，還給他父母解決了工作。沒辦法，我們不能也給錢啊”。

　　每到高考前幾個月，都會有其他市縣的學校來一中挖人去參加高考，“有的甚至是副縣長親自帶隊來公關”。佟老師無奈地說，面對這樣的情況，她們只能跟家長解釋，高考前突然換環境可能影響到考生的心理，“你是要這幾萬塊錢，還是要孩子的未來？”

　　“教育產業化”逼出高考“神話”

　　在臨川二中校辦公室主任熊海水看來，一中、二中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完全是被逼得沒辦法的結果。此前，兩所學校曾經在“教育產業化”的邊緣徘徊不定。

　　熊海水介紹說，2002年，由于受到“教育產業化”思潮的影響，不堪財政重負的臨川區政府曾打算讓高中教育“斷奶”，把兩所學校推向社會。其時，香港

　　一家企業在考察過一中、二中的辦學能力后，想出資買下兩所學校。但在撫州市教育局前任局長游若飛的斡旋下，撫州市市政府決定，將原來歸臨川區管的臨川一中和臨川二中與撫州一中組成臨川教育集團，由撫州市政府直接管轄。這意味著，在前景并不明朗的情況下，撫州市政府接下了三個財政負擔。

　　臨川教育集團辦公室主任鄧高平證實了這個說法。他介紹說，目前，撫州市政府每年都要支付三所學校初中部所有老師的工資，至于高中部，市里只付三校在成立集團時上報的那部分老師的工資，“至于各個學校后來自己招聘的老師，我們就管不了了”。

　　學校之所以可以不通過市人事局自行招聘老師，是源于“教育產業化”時期的放權思想，當時臨川區政府許諾，允許學校有“五個自主”：辦學自主、招生自主、人事自主、籌措經費自主、使用經費自主。一中校長辦公室主任徐武平說，現在，這“五個自主”雖沒能完全實現，但這個政策優勢已經足以支持學校的發展。在他看來，一中既區別于那些完全依賴政府財政的學校，也不同于那些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民辦學校。

　　徐武平說，撫州市政府的財政支持只能解決學校發展的部分需要，剩下的資金缺口由一中自己解決。除了正常收取學費外，向學生收取擇校費是他們籌集資金的重要方式，“收取擇校費”得益于市政府給的政策。

　　在一中校園內教學樓的墻壁上，掛著一面收費公式欄的牌子，關于擇校費有一套復雜的計算公式。如果是外地學生來一中，則需要一次性繳納3年共24000元的擇校費。但如果是本地學生分數不夠又想讀一中，則需在與分差相對應的一個交費基數上，加上分差與100的乘積。比如學生低于分數線15分，則需要交納4000+15x100，也就是5500元。這里的“100”是每差一分需交的款項。

　　“收歸市里管轄后，一中的招生平臺也擴大了”，徐武平說。原來歸臨川區管時，他們只能在該區和下屬的鎮、農村招生，而現在他們可以在整個撫州地區招生。集團剛成立時，省里甚至鼓勵他們面向全國招生，集團甚至專門成立宣講團四處擴大影響，出現了上述“在周邊地市設立招生站”的情況。在鄧高平看來，臨川一中由一所“普通”的省重點中學開始變得不普通，拐點就在這里。

　　臨川一中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

　　與這個數字一同增長的是一中學生的人數。2002年左右,一中只有約4100人,到2007年,包括復讀生在內,一中已有11000人。

　　臨川：進士之鄉

　　江西臨川素以盛產才子著稱。在上頓渡鎮中洲公園內的臨川文塔前，王安石、晏殊與晏幾道父子、曾鞏與湯顯祖的名字在“臨川人杰譜”上十分醒目。

　　事實上，臨川不僅是才子之鄉，也是進士之鄉。根據《臨川縣志》的統計，在自宋至清歷代王朝的175次考試中，金榜題名的臨川進士就有726人。僅僅在南宋咸淳元年這一年，臨川就有22位進士高中，占當年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7.33%。一時間，公卿聳觀，朝野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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