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清華正在遠離自己的校訓？

　　當今世界，真懂教育的人不多了。在中國人中，香港中文學的金耀基先生是其中一位，其他大學中還很少見。中國這片土地上誕生的第一所西方意義的大學是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前身），它始建于1895年，當時，這所大學辦得是非常成功的，可是，這所大學卻被后來辦的眾多大學中的兩所――北大和清華超過了。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這兩所學校出了真正懂教育的人士。

　　北大（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始建于1898年，著名思想家嚴復是她的校長。而北大超越北洋大學卻始自1917年的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清華建校始自庚子賠款時期的1911年，從它建校伊始，便開始了超越北洋大學的征程，在這個征程中，梅貽琦先生是其領軍人物。對于教育，我絕不是說包括金錢在內的其他條件不重要，而是強調真正懂教育的人士作她的核心人物的重要性。

　　校訓是一個學校發生、發展的根本思想的集中體現，其他一切不過是校訓的外化而已。一所學校，如果她的校訓沒有停留在一紙空文階段，那么，有什么樣的校訓就有什么樣的學校。

　　北京大學，在嚴復階段，其校訓為：兼收并蓄，以成其大。進入蔡元培階段，校訓改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嚴復的校訓說穿了是四個字――兼收并蓄，不寫“以成其大”校訓的學校并不是就不把“以成其大”作為追求，其實，不寫者也暗含著。對于當時的北大和中華民族，僅僅一改獨尊“儒術”，從而，兼收之并并蓄之是不夠的。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可以歸結為八個字，其中顯現的是四個字――思想自由，而“兼容并包”不過是“思想自由”的容身之所，因為沒有“兼容并包”的“思想自由”僅僅是說說就完的“思想自由”而已；而潛在的四個字則應該是“推動革命”，或者是同意思的其它詞匯。蔡元培先生是怎樣“思想自由”的呢？他的實際行為是把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人和思想引進北大。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其實是為“推動革命”服務的“思想自由”。

　　清華大學，在她的創建伊始，清華同仁就以梁啟超先生在清華同方部的講演的核心思想為宗旨，取《周易》乾象和坤象各四字作為校訓，這八個字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恰好與梅貽琦先生的“清華應該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動機”的理念相吻合。誰以自強不息？又誰以厚德載物？是君子！太陽只有自強不息才可以永放光芒，大地只有胸襟博大才可以承載萬物。清華只有以培養君子為追求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發動機”。

　　大學也是組織的一種，既然是組織的一種，它也必然遵循組織所遵循一切規律。組織的核心是人，因此，組織的發生和演化都不過是組織中的人，尤其是其中的領袖的理念的外化過程。對于一個組織，如果把組織比作細胞，其理念就好比是細胞中的DNA，一個組織的強健程度和壽命長短都決定于其理念，而一個組織的運行哲學和運行戰略，以及該組織的文化，這一切都不過是其理念的一級外化而已。一個組織，其理念的高低和結構，決定了該組織保有和吸納人才以及實現人員吐故納新的能力，也決定了該組織中的人的團結奮進的程度，從而決定了其自身的發展水平和壽命。校訓就是學校理念的凝練表現形式，因此，我們說，一所大學理念的高度和結構決定了一所大學發展水平和理論壽命。為了避免誤解，我們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些詞匯，比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八個字，實際上是抗日軍政大學的校園文化，而不是校訓或曰辦學理念。

　　組織也可分為兩類：自發組織和自為組織。自發組織和自為組織的根本區別在于其理念以及相應的組織哲學和組織文化等是否是人為設計的，前者是非人為設計的，而后者是人為設計的。因此，我們說，沒有組織理念和組織文化的組織是沒有的，也正因為如此，那些自然發生而后又未經行家改造的大學是沒有希望的。對于自為性組織的發生和自發性組織的改造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理念問題，前者要解決的是理念設計問題，后者要解決的是理念改造問題。理念設計和理念改造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組織的運行的動力和組織運行的方式問題，這是因為，一個組織的發展，沒有強大、持久而又節律恰當的動力是不行的，不僅如此，一個組織沒有相對最優的發展戰略和策略也是不行的。

　　蔡元培先生顯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隱含的“推動革命”的治校理念，與梅貽琦先生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治校理念，這兩者都是大學理念設計典范。正是這些校訓，它使北大和清華云集了中國最好的學者和學生，從而，造就了各自大學發展的強勁動力；正是這些校訓，它規定了北大、清華的歷史使命和科學的運行方式，從而，鑄就了北大和清華的輝煌。

　　令人憂心的是，今天的北大和清華正在遠離自己的校訓。在北大，雖然偏重動力發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顯化校訓還一定程度地存在著，而偏重使命和方向的隱含校訓“推動革命”已經蕩然無存。在清華，顯化的“自強不息”的半句校訓猶存，而另半句“厚德載物”――早已不翼而飛，其核心是丟掉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后面所隱含的做“君子”。何謂君子？又何謂小人？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梁啟超在同方部講演時說：“若或見利而進，知難而退，非大有為者之事，何足取焉”。今天的清華師生的價值取向是怎樣的呢？

　　如果說作為我研究生母校的清華、北大給我們帶來的是憂心的話，但愿也同樣作為我研究生母校的中央民族大學給我們帶來的是希望。聽說中央民族大學剛剛征集完校訓，如果這是利用全社會智慧辦校的開始，我相信，民大將邁出走向輝煌的第一步，我為母校歡呼！

　　下面，我們就以母校校訓建立為例，簡明地說一下校訓建立：

　　我們可以把民大的校訓設定為：厚積親民，團結成大。

　　說明：1、“厚積親民，團結成大”，前四字結尾落在“民”字上，后四字結尾落在“大”字上。“民大”二字就是中央民族大學的簡稱，同時，它又要求師生樹立一個根本觀念：悠悠萬事，以民為大。

　　2、中央民族大學不僅肩負著通常的大學所肩負的任務，更重要的是肩負著培養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優秀人才以及維護民族團結的重要任務。“厚積”是才的前提，“親民”是德的先導。只有德才兼備，才夠得上“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優秀人才”；無民族“團結”，則無以“成”就五十六個民族共建和諧社會的“大”目標。只有把“團結成大”的思想融入骨髓，才能實現維護民族團結的偉大愿望。

　　3、“厚積”源自成語厚積薄發。“親民”源自《大學》開卷的前四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于至善”。這里的“親”字，選用王陽明、而非朱熹的解釋。

　　歷覽古今中外的教育實踐，無為人民服務作為追求，則無以“厚積”的恒久動力，無恒久動力，則無以成就真才；歷覽古今中外杰出人物，尤其是今天，不能團結周圍的人們一道奮斗的人是難以有所成就的。團結是高戰略，團結是大智慧。團結也是一種能力，團結更是一種素質，只有學會團結他人的人才能成就大事業，正所謂：無“團結”，無以“成大”。

　　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是教職人員領導和教學工作的指導思想，也是教職人員進行學習和科研工作的指導原則；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更是學生學習做人和做事座右銘。

　　4、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兼有北大、清華等院校校訓之妙。厚積呼喚“思想自由與兼容并包”的前提，我們的“厚積”是以“親民”為宗旨的“兼容并包”的“厚積”。團結要求“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無“自強不息”，則團結的能力和動力要耗盡，無“厚德載物”則難以不為他人所嫌。成大要求學校和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共同“成為中國社會的發動機”。

　　校訓的理念原理分析：

　　1、“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是中央民族大學保有和吸納人才以及人員吐故納新的強大動力源，也是中央民族大學教職工團結奮進的精神基礎，更是吸引有志青年報考中央民族大學的亮點之所在。

　　浮躁、自私、內斗與無所作為為今日之真學者，尤其是大學者所深惡痛絕的，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立志為人民服務的領導干部所深惡痛絕的。真正落實“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理念的大學正是志士仁人日思夜想的圣地，有了這樣的圣地，何愁陳獨秀、吳有訓似的學者不來？

　　青年學生，尤其是少數民族學生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學者云集、不同民族間團結和睦相處的大學是他們最神往的學堂，而“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的理念恰恰是形成這種學堂的根本保證。

　　2、“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規定了學校的根本目標，他告訴廣大師生員工，培養和造就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優秀人才以及促進五十六個民族共建和諧社會，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是民族大學的根本目標；“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規劃了學校根本成長方式和根本戰略，他告訴人們，離開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就沒有希望，離開個體之間的團結，個人就難有成就，離開以親民為宗旨的厚積，個人無以成才，只有“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這一理念才是學生和學校走向輝煌的最佳戰略和最佳成長方式。

　　3、“厚積親民與團結成大”這一校訓可以為學校發展戰略提供高水平的指導，也可以為學校的教育哲學和校園文化提供極佳的外化前提。

　　簡明的學校校訓分析設計完畢。

　　最后，祝愿處在自發階段的大學早日設計自己的科學的校訓！祝愿校訓和實際行為不一致的大學早日糾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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