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高考臨近“一考定終身”再惹爭議

　　也許是中考高考臨近的緣故，有關教育的話題成為當下的熱點和焦點。先有北理工教授在其個人博客上發表文章，稱奧數教育比黃賭毒更可怕，要“打倒萬惡的奧數教育”，后有“一套小學生三年級語文作業題，難住了副教授”的新聞爆出。近日，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干指出，今年共有11個省份進行新課改高考，北京明年也將實行新課改高考。有的省把學業水平測試作為高考總分的一部分，作為錄取的參考。今后的高考制度將包括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評價，以改變“一考定終身”的考錄方式。他稱，綜合性評價包括一次高考、平時的學業水平測試及德智體美勞等各方面的綜合素質。

　　其實，事關國計民生的教育何時不是熱點和焦點呢？既然是熱點和焦點，就會建議和爭議雜陳，情緒和理性并峙，民間的建言和官方的聲音交響與變奏。即以教育部官員的“改變‘一考定終身’的考錄方式”而論，或贊或彈，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應該說，所有的爭議兜來兜去都落到一個問題上，即如何改革越來越不合時宜的應試教育。這是個困擾人們多年，繞不過又必須超越的難題。悖論吧，可現實就是這么殘酷。任誰都知道目前的高考考錄方式，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可必須承認至少到目前為止，它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合理、最公平、最公正的手段，我們所能寄望的是如何使這種手段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更人性化；任誰都知道素質教育必將從應試教育的陰霾中噴薄而出光芒四射，可何謂素質教育、由誰來評價和拿捏素質教育，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如何讓素質教育使全民受益，而不是淪為少數人才能占有和主導的精英教育。一句話，素質教育會不會異化得與多數人的愿望南轅北轍，是一個惱人的問題。

　　而我們所見過的異化車載斗量，足以構成一部教育文明史探討的主題。漢代的舉孝廉、魏晉的門閥制度、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無不是應運而生的產物，它們都是時代的選擇，不客氣地說，都是各具特色的“素質教育”的選拔錄用制度。然而，它們都難逃異化變味、荒腔走調、最終被另一種更為合理、更為公平、更為公正的選拔錄用制度所取代的命運。那么，教育部推出的“改變‘一考定終身’的考錄方式”，有沒有異化的可能呢？

　　且不說有人據此擔憂地指出，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評價增加的“多考”，會不會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且不說即便“一考定終身”的弊端可以革除，那社會上“學歷至上”的風氣是否也會為之一變？至少有一點確是我們憂慮的，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評價是否如人們時常詬病的“三好學生加分”、“優秀學生干部加分”那樣，也可能為某些機構和個人增加操作的空間，為他人夾帶“私貨”開方便之門？

　　一個更不能不提的問題是，現行的高考制度無論如何都為普通人特別是農村學生提供了發展進身的可能，如果過分強調側重“素質教育”的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評價，會不會就此收緊乃至關上那扇希望之門？我們知道，在如今看來需要高投入的“素質教育”面前，這些人天生就沒有了優勢。以往，我們常常感嘆高考錄取比例的地域不公平，僅以北大清華招生為例：2007年兩校在京招生650人，但北京考生僅12萬人；而兩校在河北省招生卻不足150人，但考生卻高達55萬人。而這樣的情形會不會愈演愈烈地體現在“改變‘一考定終身’的考錄方式”上，實在是考驗我們智慧的一個問題。溫家寶總理最近說，“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溫總理言猶在耳，即傳來重慶萬名學生放棄高考的消息，這當然有社會急功近利、“新讀書無用論”的原因，然而，深藏在這些背后的教育資源的不平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又在時刻提醒我們問題的復雜性是多么盤根錯節。

　　我們當然不是在質疑教育部改革高考考錄方式的初衷，我們也不是完全否定“多考”的科學性，只是我們知道任何改革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求取社會利益分配的最大公約數，而以上的種種擔憂就是急需考量和努力規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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