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揭密諸葛亮的五個未解之謎

　　諸葛亮姓氏

　　蜀漢后主曾經(jīng)說過：“政在葛氏，祭在寡人。”意思是說，自己只主持祭祀天、地、祖宗等禮儀活動，軍、政、財、文大事統(tǒng)統(tǒng)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辦。這里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誰？熟悉三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當然是指諸葛亮。那么，諸葛亮怎么姓葛？他的復姓作何解釋？

　　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無疑，由單姓變成復姓的原因，《三國志·諸葛瑾傳》記錄了兩種不同的解釋：

　　其一，諸葛亮祖父諸葛豐曾任過司隸校尉（東漢時，全國行政區(qū)劃分為十三個州，因國都建在洛陽和長安，故將關(guān)中、晉南、洛陽、豫西一帶稱之為司川或司隸，寓從這里發(fā)號施令，統(tǒng)轄全國之意。司隸校尉主管國都治安和監(jiān)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陽東北），致仕后遷居瑯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依當時的社會風氣，名人須照顧到全族人衣食住行。搬遷時，族中人大都相隨。該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諸葛豐是社會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問中，社會下層難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說：“嗨，村那頭那幾家姓葛的嘛！”“那幾家”是今天的口語，當時的口語是：村那頭諸葛家嘛！諸家是不確定數(shù)詞，相當于今天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在姓氏的演變過程中，說的人多了，諸葛就成了這幾家新搬遷戶特有的姓氏（《三國志·諸葛瑾傳》裴松之注）。

　　其二，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葛嬰是其重要將領(lǐng)，多有戰(zhàn)功，不幸蒙冤被殺。西漢王朝建立在這次農(nóng)民大起義的基礎(chǔ)上，當然不會像歷代統(tǒng)治者那樣，誣蔑陳勝、吳廣為賊。相反，對其功績給予了高度肯定，并承擔了相應(yīng)的善后事宜。漢文帝時，有人提出了葛嬰的冤案，遂給以平反昭雪，追錄其歷史功績，封其孫為諸縣（今山東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為都侯、縣侯、鄉(xiāng)侯、亭侯和沒有采邑之地的關(guān)內(nèi)侯），因為封地在諸縣，這家遂成為縣內(nèi)首屈一指的望族，縣名與葛姓就連為一體成為諸葛姓氏。這種習慣在后世姓氏已穩(wěn)定時有所演變，如袁世凱稱袁項城，李鴻章稱李合肥……籍貫不再作為姓，而是成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對其尊敬。

　　不管是什么原因，諸葛一姓在東漢末年終于形成。由于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轉(zhuǎn)換，更由于諸葛瑾之子諸葛恪、諸葛亮堂兄弟諸葛誕分別被東吳和曹魏夷滅三族，此兩支僅留諸葛喬、諸葛靚兩人幸免殺戮，所以雖延續(xù)了1800多年，中國姓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處

　　由于諸葛亮是歷史名人，其隱居躬耕之地陸續(xù)建立起兩個，一個是襄陽（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個是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的臥龍崗。兩地文物都有依據(jù)，襄陽隆中有《隆中對》作證，既稱《隆中對》，當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陽更有自己的依據(jù)，而且是兩個。其一是，水鏡先生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候，曾經(jīng)說道：“識時務(wù)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即臥龍，特指諸葛亮，鳳雛則是指龐統(tǒng)。既然稱臥龍，當然是在臥龍崗，崗因人得名。其二是，諸葛亮在《出師表》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聽聽，諸葛亮親手所寫，白紙黑字留傳于世，焉能有錯？理所當然，躬耕之地在南陽臥龍崗無疑。

　　兩地都言之鑿鑿，皆不容有它，但諸葛亮沒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時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兩個地方。顯然，兩個茅廬必定有正誤區(qū)別。

　　到了清代，襄陽進士顧嘉衡被任命為南陽知府，襄陽、南陽人都要他對此明確表態(tài)。這是個兩為其難的棘手事情，家鄉(xiāng)要回，地方官要當，一語不慎，不是得罪了這邊，就是得罪了那邊，而得罪哪邊都吃不消。左右為難中，圓滑世故的顧嘉衡寫了一副對聯(lián)：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副對聯(lián)，如今就刻于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nèi)。模棱兩可、兩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國人大都熟悉《三國演義》，難免有人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到正確答案。遺憾的是，羅貫中先生又將兩地混淆起來，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后盾的諸葛亮隱居之處。一處說：“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一處說劉備“便具厚幣，同關(guān)、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另一處又說徐庶怕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入見孔明”，為劉備說情。

　　其實，這個問題歷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后人少有熟悉史書《三國志》者，故而爭論著不該爭論的問題。準確地說，隆中在今天襄樊西邊13公里的峴山東麓。諸葛亮所謂的“躬耕于南陽”，原說的是大地理概念，相當于你問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西安一樣，沒必要再說長安區(qū)某某鄉(xiāng)。當時荊州（治所在襄陽）下轄七郡，南陽郡是其一郡；南陽郡下轄37縣，西南方鄧縣是其一縣，隆中在鄧縣地界。所以說，諸葛亮說“躬耕于南陽”并沒有說錯，不在南陽臥龍崗而在襄陽隆中的結(jié)論也沒有錯判。東晉習鑿齒進行了考證，他在《漢晉春秋》一書中明確指出：“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南北朝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也肯定了這一說法。

　　再推論一下，諸葛亮有無可能躬耕于南陽臥龍崗？

　　當時，占領(lǐng)南陽的張繡已投降曹操，換言之，這里是曹軍防區(qū)；而襄陽是劉表地盤，兩地相距三四百里。劉表收容劉備后，因憚其“梟雄”特征，不敢放在自己身邊，就派他到襄陽與南陽之間的新野駐屯，目的很明確，利用他遏阻曹軍。劉備曾投降曹操復又反叛，并奪取其大后方徐州，曹操對他恨之入骨。故此，曹操在與袁紹的官渡之戰(zhàn)正為激烈時，仍抽調(diào)部隊擊敗劉備奪回徐州。劉備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紹，又借口為之聯(lián)絡(luò)劉表共擊曹操而到了荊州。套一句現(xiàn)代話，劉備是曹操通緝的在逃要犯，他敢只身去南陽三顧茅廬嗎？這如同投羊于虎，有去無回。如果帶兵去，則難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以劉備微弱的兵力，斷不敢冒這個險。更何況，兩地之間并沒有發(fā)生遭遇戰(zhàn)之類的記載。再說，如果諸葛亮遠在南陽臥龍崗躬耕，在信息閉塞的東漢末年，兩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陽名士司馬徽斷無法知道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對劉備說“彼間自有伏龍”，而不能說“此間自有伏龍”。

　　顯然，臥龍崗躬耕一說不能成立。但南陽臥龍岡已存在了幾百年，并有豐厚的文化沉淀，當然就有其繼續(xù)存在的理由，后人沒必要揚彼抑此。

　　諸葛亮怎樣到襄陽的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早孤，其叔父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職時，帶了他與弟弟諸葛均一同南下。后來漢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在離職之后，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諸葛玄死后，諸葛亮與其弟均“躬耕隴畝”。

　　《獻帝春秋》中說法與此截然不同。該書記載，豫章太守周術(shù)病死于任所，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由于豫章郡屬揚州轄區(qū)，是袁術(shù)的地盤，大概是得到袁術(shù)的首肯，批文未下來就造成既成事實。但漢王朝不予承認，而改任朱皓。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打進豫章，諸葛玄兵敗后退入西城，西城民眾群起造反將他殺了，并把首級送給劉繇。

　　仔細分析，后一說更接近事實。如果諸葛玄去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自會受重用，而陳壽只字未提其任職。諸葛亮要進入荊襄的上流社會，曾經(jīng)使盡了渾身解數(shù)，以至于不惜迎娶黃承彥膝下面黑發(fā)黃的丑女子作為妻室，通過岳父的引薦，才在上流社會有了名聲，并結(jié)交了徐庶、龐統(tǒng)、石韜、孟公威、崔州平等社會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諸葛亮在荊襄一帶留下了諸多話柄，人們編出歌謠加以奚落：“莫學孔明擇婦，正應(yīng)阿承丑女。”如果諸葛玄去了荊州，那么諸葛亮進入荊襄上流社會豈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回？

　　叔父被殺于豫章西城一事，對諸葛亮來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愿意提及；陳壽的史料，來源于諸葛亮口述，他語焉不詳，陳壽只能照錄而已。《獻帝春秋》的記載來之于史官，史官資料來之于劉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敘述出具體細節(jié)。由是觀之，后一說更接近歷史事實。

　　是三顧還是自己投奔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qū)馳。”后世公認的三顧茅廬，蓋源于此。

　　但是歷史上還有另外一說，即劉備屯兵樊城時（司令部扎在這里，軍隊屯駐于新野），曹操剛統(tǒng)一北方，諸葛亮知道，荊州是下一個目標，而劉表性格猶豫，不懂軍事，故而特去找劉備。劉備同諸葛亮素無交往，且見他年輕，故以普通讀書人看待，并不經(jīng)意。在其他人走后，諸葛亮獨自留了下來，劉備也不聞不問，只在那里編牦牛尾巴。諸葛亮問：“您是要實現(xiàn)遠大志向，還是僅滿足于編織牛尾？”劉備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簡單，扔下牛尾巴答道：“這是啥話，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憂愁而已！”接下來，在一問一答中，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對》的制勝方略。這段內(nèi)容載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內(nèi)容。

　　在這里，三顧茅廬與自己投奔兩說又對立起來，到底哪一說才是事實？

　　現(xiàn)在看來，難分真?zhèn)危�理由如下�?/p>

　　第一，蜀漢政權(quán)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資料供史家查詢，諸葛亮是當事人，他的敘述似乎應(yīng)該更可靠一些。然而這又是孤證，另一當事人劉備并沒有留下三顧的證據(jù)。

　　第二，曹魏政權(quán)是東漢政權(quán)“禪讓”的結(jié)果，它比較穩(wěn)定，也有相應(yīng)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于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jié)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jié)牛尾，同《襄陽記》又發(fā)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wù)？識時務(wù)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于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

　　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jù)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么，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抬高身份以便于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后，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為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jīng)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應(yīng)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抬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yīng)策略和將來的發(fā)展宏圖都作了精當?shù)囊?guī)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jié)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是隱跡山林還是以退為進

　　應(yīng)該說，“躬耕隴畝”是諸葛亮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順應(yīng)。之所以選擇隆中過起似隱非隱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對》中分析荊州地區(qū)的經(jīng)濟軍事優(yōu)勢外，在當時，荊州還有三個優(yōu)勢。第一，它是江南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中心。東漢時江南共分為四州，即交州（今兩廣地區(qū)）、荊州、益州和揚州（北半部在長江以北）。交州還十分荒蠻；揚州南部剛剛開發(fā)；益州雖開發(fā)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閉；只有荊州當?shù)闷鹬行牡呢熑巍５诙�，由于交通便利和商業(yè)交往的頻繁，荊州的信息量遠大于其他地區(qū)，身處荊州首府襄陽，最容易把握全國政治、軍事變化的脈搏。第三，在軍閥混戰(zhàn)中，幽州、并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涼州、冀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長期的戰(zhàn)亂之中，荊州是少有的幾個未曾波及的地區(qū)之一，因此這里成為士人逃難的天堂和全國人才的薈萃之地，這也使得荊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領(lǐng)先于全國。諸葛亮受家庭環(huán)境的熏陶，自小就胸懷抱負，叔父去世后，荊州就成為他避難的首選之地，這從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談話中即能找到印證。當孟公威準備回汝南故鄉(xiāng)的時候，諸葛亮認為離開荊州太可惜了，所以勸阻道：“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鄉(xiāng)邪!”這里所說的中國，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指華夏的腹心地區(qū)，翻譯成白話文則是：這里集中了這么多的社會精英，正是我們開闊眼界、豐富知識、增長才干的風水寶地，我們應(yīng)該與他們廣泛接觸和交流，何必要回故鄉(xiāng)呢！聽聽，諸葛亮對荊州是多么熱戀！

　　躬耕之地不選在其他地方而選在峴山東麓的隆中，諸葛亮此舉可謂獨具匠心。這里距襄陽僅二十幾華里，步行一個時辰就可到達，既可躲開都市的嘈雜浮華，能安心讀書和思慮問題，又沒有脫離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有充分的機會同上流社會的朋友們促膝交流，能及時把握天下形勢的變化，為將來的出山打好基礎(chǔ)。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既具有了隱士身份，卻又不會被當?shù)孛�流們忘記，飽學之士的朦朧美對政治家更具誘惑魅力。而且，劉表是妻子黃氏的姨夫，只是因為劉表胸無大志，不可能在動亂中成就事業(yè)，所以諸葛亮沒有利用裙帶關(guān)系在荊州謀取一官半職。無意中，這又抬高了他的身價。在軍閥混戰(zhàn)時，諸葛亮絕不肯做茍全性命于亂世的庸碌之輩，而是很想出仕。他在與朋友們長談的時候，做官是當然的內(nèi)容之一。他曾對石韜、徐庶、孟公威三人說：“卿等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石韜他們反問諸葛亮才具可擔當什么職務(wù)時，他只是笑而不答。但是他并不隱瞞良好的自我感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是出將入相的全才。只是當時大多數(shù)人都不認同，只有崔州平、徐庶等少數(shù)人相信。羅貫中并沒有消化“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與“每自比于管仲、樂毅”這兩條自相矛盾的史料，只能在《三國演義》一書中留下不能自圓其說的硬傷。

　　“躬耕隴畝”是以退為進的策略，同時也是為了選擇買家。他不肯投奔曹操，并不是視其為國賊而羞于為伍，這從他與張昭的談話中就能看出端倪。諸葛亮奉劉備之命出使東吳聯(lián)合孫權(quán)時，張昭曾勸他留下來做官，他拒絕了，在對別人解釋不肯留下的原因時，他說道：“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袁子》）不能“盡亮”即不能言聽計從，讓其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聰明才智，這才是要害！在價值取舍中，他把實現(xiàn)個人價值作為選擇主子的尺度。孫權(quán)處人才濟濟，不可能聽計于一人；曹操處更是人才云集，才能高于諸葛亮者遠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于劉表、劉璋、張魯、馬超等軍閥，諸葛亮則是看不到眼里。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投奔劉表后駐守樊城，這為諸葛亮仔細觀察其為人提供了條件；好友徐庶投奔劉備后，又給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劉備有幾點過人之處很值得諸葛亮委身投靠：百折不撓的精神；善于用人和禮賢下士；關(guān)羽、張飛等猛將是難得的軍事人才，而身邊謀士都是些庸碌之輩，最缺乏的就是諸葛亮這樣的經(jīng)緯之才；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孚眾望且失去人心時，這兩處民眾的依附心理，必然寄希望于皇室胄裔出身的劉備，這是獲得民眾支持的基礎(chǔ)，是一面政權(quán)旗幟。同曹操、孫權(quán)相比較，諸葛亮投奔劉備最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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