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5年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5年

　　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當部分新社在建立時沒有準備，或準備很差，１１、１２兩個月全黨又集中力量抓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因而在許多地方有新建社垮臺散伙和社員退社現象發生。同時，許多地方出現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這些都與合作化運動大發展中農民怕財產歸公思想有關。因此，合作化運動應基本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要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１５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

　　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黨中央提出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胡風曾于１９５４年７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長篇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自己的意見。中共中央宣傳部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他的這種思想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斗爭”。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適的同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的批判。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并要求各級黨委重視這一思想斗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斗爭來看待。從此文藝界圍繞胡風文藝思想的不同意見的討論形成對胡風的政治討伐。

　　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點，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逐步地把少數民族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健康地推向前進。

　　３月１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個學術和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是在學術界、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推動科學文化進步的有效方法。全國報刊發表了一大批文章批判“代表人物”。許多文章簡單粗暴，說理不足，以勢壓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體學術問題上的唯心主義觀點乃至某些需要進一步研究討論才能分清是非的問題，同資產階級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混為一談，這就傷害了一些愿意從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給科學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

　　同日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作出批示，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強調必須在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進一步采取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使農民對自己的交售任務心中有數，這對于穩定農民情緒，緩和農村的緊張情況有重大意義。

　　３月２１日－３１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在經濟上趕上或者超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設想。會議一致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４月４日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三項決議和選出的中央監委人選，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４月１８日－２４日周恩來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有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我國代表團本著“求同存異”的方針，同其他與會國家一起，為亞非會議的成功作出了貢獻。

　　４月２１日－５月６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在分析１９５５年春農村形勢后，提出對農業生產合作社今后總的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秋后看情況再定；對數量大問題多，超過主觀力量的，要適當收縮一部分。會后，各地根據本地區的情況，進行整頓和鞏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５月５日毛澤東約見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告誡說“不要重犯１９５３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９日，毛澤東約見李先念、鄧子恢等說，下年度糧食征購任務，原定900億斤，可考慮壓到870億斤。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上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今后兩三年是農業合作化的緊要關頭，必須在這三年內打下合作化的基礎。

　　５月１３日、２４日，６月１０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關于胡風集團的材料，隨后，又將這些材料匯編成冊。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多條按語，判定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對胡風的思想批判演變成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從而造成了一樁錯案。

　　７月１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展開斗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群眾已經發動之后必須注意保證運動健康的指示》。這次內部肅反運動，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到１９５７年底基本結束。通過運動，從黨和國家機關、軍隊內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革命隊伍，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同時，通過運動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歷史問題，使他們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對敵情估計過于嚴重，有些問題政策界限不清，這次內部肅反運動曾一度發生過斗爭面過寬和“逼、供、信”的偏向。黨及時發現和糾正這一偏向，要求按照“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清查對象及時進行復查，對定性不準的進行甄別，對錯捕、錯整的人進行平反和妥善處理。

　　７月３１日黨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會上，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報告系統闡明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發展合作社必須注重質量，反對盲目追求數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規劃，有計劃地發展。這些都是正確的。但報告對鄧子恢作了不符合實際的批判，錯誤地否定了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５年春對合作社的兩次整頓工作，并錯誤估計形勢，大反所謂“右傾”，結果助長了合作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的發展。

　　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日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在北京舉行。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決議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助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情緒。

　　七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關于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辦法的規定》，基本通過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８月１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至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由于美方企圖單方面降低會談級別，會談由僵局轉為中斷。

　　８月２５日國務院命令公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這兩個文件，是從糧食分配方面調節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和產銷關系的重要步驟。

　　９月２７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及授予有功人員勛章典禮在北京隆重舉行。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同日，國務院舉行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將官軍銜典禮。全軍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有10名、上將軍銜的有55名、中將軍銜的有175名、少將軍銜的有802名。

　　９月－１２月毛澤東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為此書寫了兩篇序言和一百多條按語，贊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介紹各地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同時，也不適當地批評“右傾”，提出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

　　１０月２９日毛澤東邀集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１１月１日至２１日，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學習毛澤東講話，聽取陳云、陳毅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報告。會議號召全國工商業者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４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作了個別的修改，追認為正式決議）。決議指出：“我們對于資產階級，第一是用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有償地而不是無償，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變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并且對于他們中間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改造而在這個改造事業中有所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以恰當的政治安排”。在對較大的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基礎上，把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推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行定息制度。這是從資本主義私有制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步驟。

　　１２月２１日－２８日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制定了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的發展規劃，提出在兩年之內，基本上完成手工業合作化，進而爭取把全部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組）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并逐步進行技術改造。中共中央批準了這次會議的報告。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全國工業總產值534億元，超額1%完成了修改后的計劃，比上年增長5.6%。農業生產獲得豐收，農業總產值為575億元，完成計劃的102.1%，比1954年增長7.6%。糧食總產量為18394萬噸，完成計劃102%，比1954年增長8.9%；棉花總產量為151.8萬噸，比1954年增長42.6%。全國職工（不包括私營企業)的平均工資較1954年增加3.9%。全國居民消費水平人均94元，比上年增長6.4%。由于農業豐收，農民消費水平比上年提高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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