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8年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8年

　　１月１１日－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１９５８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財政預算。會議前后，毛澤東集中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人的意見，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這個文件著重強調“不斷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在會上再次批評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這次南寧會議大批反冒進的結果，使黨內急于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有些地區和部門開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躍進”計劃。

　　３月３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采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并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抓緊這個運動，“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

　　３月８日－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關于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和《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等近四十個文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繼續批判反冒進，并指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講話提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

　　４月１日－９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與會的省、市委書記匯報從１９５７年冬季以來本地區生產高潮的情況，提出提前實現“農業四十條”的目標。毛澤東多次講話，批評“反冒進”。毛澤東也提出鞏固高潮必須務實，要壓縮空氣；但是又說空氣并不少，只是改變一下狀態，反冒進則是砍掉空氣和氧氣。

　　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討論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問題。冶金、化工、鐵道、煤炭、水電、石油、地質等部門負責人表示了各自超英趕美的決心。毛澤東講話說，口號超英國不變，超美國是第二本賬。我們六億人口，又反了右派，一年抓四次，十五年趕美國看來不是沒有可能的。虛實結合，以政治帶動業務，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４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該校校長馬寅初。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根據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而寫成的《新人口論》一文，呼吁要重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４月以來，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報刊也發表大量文章，對馬寅初進行公開的指名批判。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要堅持真理，“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此時，康生斷言，馬寅初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他下令“要像批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于是，對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級。１９６０年，撤銷了馬寅初擔任的北大校長職務。

　　５月５日－２３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但是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會上，浙江、甘肅、安徽、云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斗爭的經過。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干部被宣布為“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造精神。會后，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５月２５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刊物《紅旗》。

　　５月２７日－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前局勢、國防工作和今后的建軍方針。會議錯誤地批評了劉伯承等主持部隊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幾位負責同志，夸大建國以來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把它說成是系統的教條主義錯誤，是“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是“兩個階級的斗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映”。這次錯誤的反教條主義的斗爭，對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５月３０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同時并行：“一種是現在全日制的學校制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學校制度”；“一種是八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一種是四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

　　６月１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理論刊物《紅旗》雜志創刊。《紅旗》雜志第一期發表毛澤東４月１５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文章對中國的貧窮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釋，忽視了它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困難的一面，說：“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決定將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等七個協作區，各個協作區都成立協作區委員會，作為各個協作區的領導機構。《決定》要求各個協作區“根據各個經濟區域的資源等條件，按照全國統一的規劃，盡快地分別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干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

　　６月２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規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應該一律于６月１５日以前完成”。到６月２５日，中央工業部門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已經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當時“大躍進”的混亂情況下，權力下放過多、過急，導致分散主義傾向的滋長，造成很大的浪費和混亂。

　　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各組組長如下：財經小組為陳云，政法小組為彭真，外事小組為陳毅，科學小組為聶榮臻，文教小組為陸定一。

　　６月１９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１９５８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406斤），并認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內使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７月，西北、華北、西南、東北、中南等區農業協作會議，也都相繼提出農業“大躍進”的奮斗目標，西北地區竟提出1962年糧食產量每人平均突破三千斤。農業方面的高指標、浮夸風和瞎指揮迅速發展起來。

　　６月２２日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于產鋼計劃的報告》。報告說：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八百萬噸。各大協作區也分別召開冶金工業規劃會議，研究各區明年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根據各協作區會議情況來看，“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三千萬噸，而１９６２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報告轉發后，工業上的高指標、浮夸風日益泛濫。

　　７月３１日－８月３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來中國訪問，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國際形勢和中蘇關系等問題。在會談中，我方嚴正拒絕不久以前蘇方提出的企圖侵犯我國主權的關于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建議，赫魯曉夫大為不滿。

　　８月上旬毛澤東先后視察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的一些農村。９日，他在山東同當地負責人談關于辦大社的問題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上述談話在報紙上發表后，一些地區相繼出現聯鄉并社轉公社的熱潮。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１９５９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議確定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布１９５８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即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會議還討論和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并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會后，在全國很快形成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８月２３日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向占據金門、馬祖島并不斷騷擾大陸沿海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進行警告性的炮擊。

　　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指示錯誤地提出：“在這個運動中，要充分發揚‘拔白旗、插紅旗’的共產主義風格”，“應該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統統拔掉，把紅旗普遍插起來”，徹底批判“部分富裕農民殘存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破右傾保守思想，使“觀潮派”和“秋后算賬派”在思想上徹底破產，使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

　　９月１３日－２０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文藝創作座談會。會議提出“創作和批評都必須發動群眾，依靠全黨全民辦文藝。”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爭取“大躍進”，放“衛星”。１０月，全國文化行政會議又脫離實際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

　　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指示還要求各大協作區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各省、市、自治區也應該逐漸建立起這種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然后，每個專區、每個縣也應該這樣做”，并提出：“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我們將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來從事提高的工作”。

　　１１月２日－１０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會前，毛澤東視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現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存在許多混亂現象，開始對當時已經認識到的錯誤著手糾正。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完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前提下，指出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并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這種主張實質上是要剝奪農民。毛澤東又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而必須使用它們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一個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而是要大大發展。會議規定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認真閱讀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先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和八屆六中全會（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文件和１９５９年計劃草案。八屆六中全會主要討論和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決議著重指出：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全會強調，既要有沖天的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８月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１９５９年工業生產的高指標。全會還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建議。

　　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決定說：“農村財政貿易體制應當根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方針，實行機構下放、計劃統一、財政包干的辦法，也就是實行‘兩放、三統、一包’的辦法。”“所謂兩放，就是下放人員，下放資產。”“所謂三統，就是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流動資金管理”。“所謂一包，就是包財政任務”。實際上，既統不起來，也包不了，結果造成資金、物資分散，引起農村商品流通和經營管理上的嚴重混亂。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1649億元，比上年增長32.2%。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農業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農業產品產量：鋼，800萬噸（另有300萬噸不能用的土鋼)，比上年增長49.5%；原煤，27000萬噸，比上年增長1倍多；原油，226萬噸，比上年增長54.8%；糧食，2億噸，比上年增長2.5%；棉花，196.9萬噸，比上年增長20%；油料，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3.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269億元，比上年增長88%。社會商品零售總額548億元，比上年增長15.6%。進出口貿易總額128.8億元，比上年增長23.3%。國家財政總收入387.6億元，總支出409.4億元，赤字2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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