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4年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4年

　　２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自１９６０年５月開始，集中全國石油部門的人力、物力，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開發了大慶油田。到１９６３年，大慶油田的油產量達到六百萬噸，國家投資已全部收回，還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資金，并鍛煉出一支有一定技術素養、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的石油工業隊伍，“鐵人”王進喜是這支隊伍的優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慶油田的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其他部門也適用，或者可作參考。此后，全國工業交通戰線掀起了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

　　２月９日、２９日毛澤東先后會見兩個外國黨的領導人。在談話中，他批評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斗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產到戶），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他又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頭更多。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一個外國黨的代表團時說：中國如搞修正主義，你們就不好混。如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路線，你們怎么辦？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反映出他認為中國已經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義的完全不切實際的嚴重估計。

　　２月１０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的報道，同時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介紹當時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在貧瘠的山梁上，艱苦奮斗，發展生產的事跡。此后，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展學大寨運動，對促進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業生產起過積極作用。但到后來，學大寨成為推行“左”傾政策的政治運動。

　　５月林彪根據他自己“走捷徑”、“背警句”的主張，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林彪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起，就多次鼓吹“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強調學習馬列主義主要是（以后甚至還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而學習毛澤東著作，只要學好“老三篇”就夠用了。隨后，他又提出“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口號。對于林彪的這種主張和做法，鄧小平等當時就指出，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簡單化”，實際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

　　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農業規劃和農村工作、第三個五年計劃（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政治工作問題。此外，還討論了反修防修、培養接班人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等問題。會前，毛澤東在聽取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指出：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從存在著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他提出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首先把攀枝花鋼鐵基地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通、煤、電建設起來。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在這種對現狀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的“四清”、“五反”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劉少奇說，四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于上層。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于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報告》和批示把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干部的作風問題都看作是階級斗爭問題，說地主、資產階級篡奪了領導權，企業已經演變為地主資產階級所有制。

　　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貧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指示》。中央批示說：組織貧下中農的協會，是我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一項組織方面的建設。經驗證明，要在農村中加強對于敵人的專政，加強對于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斗爭，加強對于干部的工作協助和群眾監督，以及加強農民群眾的自我教育，中心的問題是在于加強貧下中農協會的經常工作。中央要求縣以下常委采取有效措施，使協會組織充分發揮作用。

　　６月２７日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指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在這種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隨后，即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７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７月１７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接著，《紅旗》雜志發表《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一文，任意上綱，說楊獻珍是在國內外階級斗爭尖銳化的時候，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

　　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轉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批準在全國試辦12個托拉斯，試圖為消除我國現行的用行政辦法而不是用經濟辦法管理工業所產生的各種弊端摸索經驗。這項試驗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中斷。

　　９月１日中共中央轉發《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簡稱“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工作隊的做法是：先搞“扎根串連”，然后搞“四清”，再搞對敵斗爭；對待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們強調“四不清”干部在上邊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種方法抵抗運動，不解決上邊問題，“四清”就搞不徹底；提出“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工、清賬、清財、清庫，現在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認為，縣以下的許多干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于放手發動群眾有無窮的顧慮”，“片面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四不清’嚴重的干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這些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桃園大隊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經驗具有普遍意義。這對于運動中“左”的錯誤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９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通知》認為：高等學校文科脫離實際的傾向十分嚴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思想影響相當普遍。由于文科畢業生將來會掌握國家的上層建筑，他們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就使我國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危險。這種狀況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設工廠或遷到農場，辦成半工半讀或半耕半讀的學校。使文科師生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逐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當前必須抓緊組織高校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他們在實際斗爭中接受教育和鍛煉，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改造世界觀。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規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簡稱第二個《后十條》），《后十條》修正草案對形勢估計更加嚴重，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干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強調有些地區還要“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規定，強調必須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解決干部中的問題；并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些指導方針，對運動影響很大，造成對基層干部打擊面過寬、打擊過重，以致混淆敵我界限的“左”的錯誤。

　　１０月１６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國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這一輝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同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御，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斗爭問題的指示》，并轉發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斗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后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斗爭”。此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斗爭”。

　　１１月５日－１３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紀念活動。在10月間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后，中國共產黨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他們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１２月５日毛澤東在謝富治關于沈陽冶煉廠的蹲點報告上批示：“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主要根源”是來自上邊。

　　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于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關于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發布這次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雖然對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按《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后一律簡稱“四清”，并把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糾正，但又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左”的觀點。《二十三條》下達后，全國城鄉“四清”運動繼續進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到１９６６年春，在農村，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縣、社先后開展了“四清”運動。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概述了我國農業、工業、財政貿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宣布在這一時期，我國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并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和人民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報告還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未能實行。?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1884億元，比上年增長17.6％。其中，工業總產值1164億元，比上年增長9.6％；農業總產值720億元，比上年增長13.5％（以上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產品產量：鋼，964萬噸，比上年增長26.5％；原煤，21500萬噸，比上年下降0.9％；原油，848萬噸，比上年增長30.9％；發電量，560億度，比上年增長14.3％；糧食，18750萬噸，比上年增長10.3％；棉花，166.3萬噸，比上年增長38.6％；油料336.8萬噸，比上年增長3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144.12億元，比上年增長46.8％。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8.2億元，比上年增長5.6％。國家財政總收入399.5億元，總支出399億元，結余0.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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