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7年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7年

　　１月１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１９６７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１月４日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他們在講話中，誣陷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殘酷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１月５日張春橋向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里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６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對此，毛澤東于８日贊揚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１１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后被所謂“造反派”奪權，建立了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奪權之風刮遍全國，更加劇了混亂的局面。

　　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以后這一條又在實際上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稍有不滿的也被以現行反革命治罪。這個規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月２３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對穩定當時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軍隊“支左”只能是執行“文化大革命”的總的錯誤方針，從而帶來了許多消極的后果。

　　２月３日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些話表明，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決所謂“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問題的一種形式。同時，毛澤東也批評了當時流行的“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斗爭。這場斗爭涉及三個原則問題：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１６日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經與江青密謀后，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１８日晚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２月２５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多次開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２月２６日－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召開軍以上干部會議。３月９日、１０日，康生、陳伯達在會上講話，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污蔑劉少奇、鄧小平，并傳達了毛澤東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３月２０日，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鼓吹文化大革命“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動要“采取主動的進攻”，“刮它十級、十一級、十二級臺風”。

　　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后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在全國到處刮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５月１７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從而使江青的陰謀未能得逞。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人民解放軍先后奉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有二百八十多萬人。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繼續停止全國大串連，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進行大串連的計劃。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

　　４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劉少奇提出申訴意見被置之不理。１２日－１８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央在５月１１日的通知中說：“希望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７月１８日，江青、康生、陳伯達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擅自決定組織批斗劉少奇夫婦的大會，并對劉少奇實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６月６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七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６月１７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這是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干部、工人、戰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堅持國防建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７月２０日武漢的一派群眾組織質問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支一派、壓一派的陰謀活動，被誣為“反革命事件”。２５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并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在全國掀起沖擊軍事機關的浪潮。

　　７月２２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團講話，以所謂“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斗。次日，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文攻武衛”口號。從此，全國武斗急劇升級，造成“全面內戰”的局面。

　　８月７日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砸爛公檢法”的荒謬主張，致使在公檢法部門工作的廣大干部受到殘酷迫害。

　　同日王力發表煽動奪外交部的權的講話。在王力、關鋒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爛外交部政治部，封閉部黨委，奪外交大權。隨即發生諸如８月２２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我國對外關系和聲譽。８月底，毛澤東批準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翌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８月９日林彪發表講話。他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等荒謬主張，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通知》決定，“為了把這場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區、各部門的斗批改結合起來”，批準在報刊上已經點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２１名所謂“走資派”的基礎上，進一步公開點名批判３４名所謂“走資派”。

　　８月１７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由林彪的黨羽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四人組成，吳法憲負責。

　　９月５日中國政府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贊比亞共和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于修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協定，確定中國援助坦桑尼亞和贊比亞近十億元，均屬無息貸款性質。

　　９月８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對陶鑄進行誣陷性批判。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加了一段話，認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

　　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由于動亂局面仍在發展，各地學校遲遲不能復課。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于７月至９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認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他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講話中著重談到干部問題。毛澤東說：“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的談話對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亂局面繼續惡化，起了積極作用。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實際上取消了對全國許多跨行業的群眾組織的承認。在此前后，中央連續發布有關不準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資財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強保護外國使館和外國僑民的安全。同時，中央還決定對一些最混亂的省、自治區和重要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開門整風，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著手籌備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１１月５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里來。”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參照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性修改黨綱黨章運動的經驗，組織黨綱黨章修改小組組織群眾性的討論，提出關于修改黨綱黨章的方案。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所謂叛徒、特務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再過組織生活”。《批示》提出了后來被稱為“五十字建黨方針”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黨的建設的要求。

　　１１月６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的要點。即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說，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整黨建黨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員會和革委會籌備小組的單位可恢復組織生活。?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2306億元，比上年減少222.5億元，下降9.6％。其中，工業總產值1382億元，比上年減少232.6億元，下降13.8％；農業總產值924億元，比上年增長1.6％（以上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產品產量：糧食，2.17億噸，比上年增加382萬噸；棉花，235.4萬噸，比上年增加1.7萬噸；鋼，1029萬噸，比上年減少503萬噸；原煤，2.06億噸，比上年減少4600萬噸；原油，1388萬噸，比上年減少67萬噸；天然氣，14.6億立方米，比上年增加1.2億立方米；發電量，774億度，比上年減少51億度。社會商品零售總額770.5億元，比上年增加37.7億元。進出口貿易總額112.2億元，比上年減少14.9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140.17億元，比上年減少69.25億元。國家財政總收入419.4億元，總支出441.9億元，赤字2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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