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特船長的兒女:29．黃金之鄉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29．黃金之鄉

　　29．黃金之鄉

　　1814年，現今的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會長莫其遜先生，研究澳大利亞南海岸不遠的由北而南的那條山脈，它的地質構造和烏拉爾山有許多相似點。我們知道，烏拉爾山是一條產金子的山脈。因此，這位地理學家就推想：澳大利亞的這條山脈是不是也含有這貴重的金屬呢？是的，他的推斷不錯。

　　果然，兩年以后，有人從新南威爾土寄了兩塊金礦標本給他。他就決定勞務輸出，送一批工人去新荷蘭的金礦區。

　　在南澳最初發現金沙的是杜通先生。在新南威爾士最初發現金礦床的是佛白和斯密士先生。

　　這一轟動，世界各個角落的掘金人都來了，形成了“淘金熱”。尤其是奧非爾城產金最多，發展最為迅速，真不愧《圣經》里那個金國同名。

　　直到那時為止，知道維多利亞省有金礦的人并不多。在1851年，在這個省才掘出金沙，不久，在四個地方同時開采。這四個地方是巴拉刺、奧文河、奔地哥和亞歷山大，這些地方含金量很豐富。但是，當時開采條件不夠，前三個地方開采量不大。而亞歷山大，礦石質量高，分布均勻，具備開采條件。當時，它所產生的金子價格是每斤1411法郎，達到全世界市場價格的最高記錄。

　　現在，由南緯37度引導這個小旅行隊正走向這個金礦區，這是一個不知有多少人破產又有多少人發財的地方。12月31日，他們在崎嶇不平、牛馬難行的路上走了一整天之后，終于望見了亞歷山大的許多圓圓的山頂了。他們當晚就在一個山坳里宿營，系好牛馬，任他們隨意在旁邊吃點草。第二天，也就是1866年元旦，牛車又走在黃金之鄉的道路上。

　　地理學家和其他人走過這座著名的金山，都感到十分欣幸。這山名用澳大利亞土語說，叫“吉坡兒”，不知有多少冒險家跑過這里，有強盜，有良民，有要人家命的，也有自己送命的。特別是1851年，在這個黃金年中，“黃金熱”變成了流行病，象瘟疫一樣蔓延著，不知有多少人以為得到了發財的機會，結果反而客死他鄉。大家都說，上帝慷慨地撒下了千百萬黃金的種子，現在正是收獲的季節，于是，那些應運而生的收獲人便來收金了。真是“萬般皆下品，惟有掘金高。”累死的人固然多，可是一鋤頭發了大財的也不少。看見倒楣的，大家都不說；看見發財的，一傳十，十傳百，傳遍了五湖四海。不久，各種野心家便紛紛涌向澳大利亞大陸。單說墨爾本這個城市，就來了5萬4千名移民，他們是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軍，是無惡不作的搶劫者。

　　在黃金狂的年代里，地方上的秩序混亂得無法形容。然而，英國當局以他們那種慣有的沉著，居然控制了這種局勢。那些警察和士兵都不干搶劫的勾當了，并改邪歸正。所以，爵士此時路過，不會再碰到當年那殘暴的情景了。13年過去了，現在，金礦開采得井井有條，按嚴格制度控制著。

　　而且，年復一年的開采，這金礦被鑿得“千瘡百孔”，象是白螞蚊鉆得遍地皆是的洞眼，礦層漸漸地快采完了。

　　快到11點鐘的時候，旅客們到了礦區中心。那是一座新興的“城市”，有工廠、有別墅、也有教堂、有銀行和報館；旅館、農莊和游樂場也有；甚至還有劇場，那時正上演一部描繪本地風光的劇本，演得很好。這劇本叫幸運的掘金人，主角在劇末時滿懷著失望的情緒掘下了最后一鋤，而這鋤挖出了一鳴驚人的大金塊。

　　爵士好奇心也特別強，想參觀一下亞歷山大的采金區，他讓艾爾通趕車先走，一會兒他就跟上去。這措施正和巴加內爾的意，和往常一樣，自告奮勇地充當向導和解說員。

　　大家由他帶領向銀行走去。馬路很寬，用碎石鋪成，灑水車剛剛灑過水。什么“黃金有限公司”，“掘金人總辦事處”，“塊金總匯”等等的大招牌到處引人注目。勞動力和資本聯合起來已代替了過去的單干形式了，到處聽見機器的隆隆聲。再往前走，一眼望去，地面上都是洞眼，不計其數。工人們掄著鐵鋤，在陽光下亮閃閃的，好象天空不斷打閃一般。這些工人，各國都有，他們彼此并不爭吵，一聲不響地勞動著。

　　這時，巴加內爾說：“我們不要以為在大陸上就沒增手空拳的財迷跑來單干找金子的。我們知道，大部分工人都是由公司雇傭的，因為他們非這樣做不可，礦區是由政府出賣或出租的，沒有錢就沒有下鋤的地方。但是一些既買不起，又不愿出賣勞動力的人，就不得不冒險單干了。

　　“他們用什么方法發橫財呢？”

　　“就是‘跳坑’法”，巴加內爾回答說，“比方，我們這幫人，無權在礦床上開采，然而，只要運氣好，一樣可以發大財。”

　　“怎樣發財呢？”少校問。

　　“‘跳坑’呀！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

　　“怎么跳法呢？”少校又問。

　　“‘跳坑’嗎！這里有個風俗，常引起兇殺和騷亂，但主管當局無法取消。”

　　“快說呀！真吊人家的胃口！”

　　“我現在說著呢！這里大家公認的，任何一個采礦區，除重大節日外，只要24小時無人開采，就變成公地了。若是上帝保佑你，誰占據了誰可以隨便開采。因此，小羅伯爾，你若運氣好，找這樣的一個礦床，它的所有權就歸你了。”

　　“先生，不要教我弟弟有這樣的壞念頭。”瑪麗小姐不高興了。

　　“小姐，別生氣，我是和他開玩笑的。他會做掘金人嗎？永遠不會的！掘地、翻地、播種施肥、最后收獲，這才是正經人干的事情。和地老鼠一樣在土里亂扒、瞎鉆，想找點金子，這是走投無路的人干的勾當！小羅伯爾不會去做的。”

　　他們參觀了主要礦場，只踏過一段細沙鋪成的馬路，然后到了銀行。銀行是座高大的建筑物，屋頂上豎著國旗。爵士一行人得到銀行總監的接待，并請到里面參觀。

　　銀行里存放著很多下面各公司搜集的金子。銀行總監指出金子的許多奇異標本，并說明各種采金法的詳情。這種生金大抵是兩種形狀：卷金和分解金。它們都是礦石塊，金子和泥土混在一起，或者包在硅石的外皮里面。所以，開采時要以土質的不同使用地面開采法或深度開采法。

　　若是卷金的話，它常分布在急流山谷和干溝深處，根據體積大小，分成層次，上面是金粒，下面是金片，最下面是薄塊。

　　若是分解金的話，它的外部石皮被分解掉了，就集中起來，形成一個“金團”。有時，一個金團，便是一個富翁的家資。

　　在亞歷山大，金子往往分布在粘土層中，和青石片層的各層夾縫中。幸運的人往往能在這種地方找到大片的金塊層，這里是“金窩窩”。

　　參觀完各種生金標本之后，他們又來到礦物陳列館。澳大利亞的土壤所賴以構成的各種礦物質都分類陳列著。澳大利亞富有的并不只是金子，澳大利亞大陸象個巨大的聚寶盆，所有的珍寶都在陳列館里體現。在玻璃櫥中有閃閃發光的白色黃玉，足已與巴西的黃玉媲美，有寶貴的石榴石，有鮮綠的石簾石，有玫瑰色的紅寶石，此外，還有亮晶晶的金紅石，還有投龍河兩岸產的小粒金剛鉆。總之，各種各樣的寶石琳瑯滿目，品種齊全，不需外求。這里什么也不缺，就差把它們作成首飾了，一旦做成，準保珠光寶氣，搶購一空。

　　爵士謝了總監的招待，告辭出來，又去參觀礦床。

　　巴加內爾是個把發財置之度外之人，然而，他每走一步總要往地上看看，好象要找什么寶貝似的。旅伴們和他開玩笑，他也不在乎。他時而彎下腰，撿起一塊石頭，研究一番，又帶著鄙視的神氣丟掉。整個參觀中都是如此。

　　“啊！地理學家，你丟什么東西了！”少校取笑他說道。

　　“可不是嗎！在這生產黃金石的地方，我總感覺到丟掉什么東西似的。我也不曉得為什么，我總想找塊金子帶走，最好重一點。”

　　“要是你找到了，怎么辦，我的巴加內爾先生？”爵士問。

　　“啊！要是找到了，我就把它獻給祖國呀！存到法蘭西銀行里。”

　　“銀行會接受嗎！”

　　“當然會接受，就說作為建設鐵路的公共基金。”

　　大家對巴加內爾的愛國熱情大加贊美，海倫夫人祝愿他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金塊。

　　他們一面開玩笑，一面逛著周圍的礦區。到處都是工人在規則地、機械地工作著，但并沒有勞動熱情。

　　游覽完畢，他們來到一家小酒館坐坐，等著和牛車會齊。既坐酒館，當然不得不吃點東西，因此，巴加內爾叫老板來點當地飲料。

　　侍者送來了一杯“諾白勒”。所謂“諾白勒”，就是英國那種水酒，不過酒多了水少了，里面又加些糖而已。這里喝法太澳大利亞式，歐洲人受不了。所以旅客接過酒杯，又兌了一瓶水，因此，“諾白勒”又變成英國水酒，酒館老板看了很驚訝。

　　喝了酒之后，大家又談那些掘金人，否則，就沒有談話的機會了。

　　巴加內爾對所見到的一切都很滿意，但他又遺憾，如果是當年亞歷山大采金的時代來參觀，或許更有趣些。

　　“那時候，”地理學家說，“地面被挖成一個一個的小洞，遍地是挖洞的螞蟻，那是些很厲害的螞蟻，到處瘋狂地挖洞。但是沒有遠見，他們過著糜爛的生活，掙來的錢不是吃掉了，就是喝掉了，我們坐的這個小酒館就是當年人家說的“地獄”。擲骰子時有時也動起刀子，警察無法制止時，只好由軍隊來鎮壓。畢竟，軍隊把這幫人征服了，規矩多了，每個人也開始納稅了。當然征收不困難，但社會秩序比加利福尼亞還要混亂。

　　“采金這一行，誰都可以干嗎？”海倫夫人問。“是的，夫人，干這行不需大學文憑，只要健壯有力就行。一些被貧困逼得背井離鄉的人，大都身無分文，有錢的帶把鋤頭，無錢的帶把刀，但不論有錢無錢，都帶著那種做正經之事的人決不會有的狂熱。于是金礦區出現一種怪現象了，普遍地是帳篷、船篷、草棚，還有泥土、木板、樹葉搭成的小屋。正中間是總督府的雕檐大廈，上面豎著英國國旗，還有各種公務人員住的藍布帳篷，換金小販，收金坐商的各種店鋪。那些商販都賺得是巨富和窮人的血汗錢，真正發財的還是這幫人。那幫長胡子穿紅羊毛衫的掘金人，整天在水里泥里生活，漫天是不斷的鋤頭聲，遍地是死尸的腐臭味。一團令人窒息的灰塵，象云霧一般籠罩著那些可憐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很短，要不是澳大利亞氣候好些，來一場傷寒病準保使他們10個死掉9個半。那些冒險家拚著命，辛苦大半輩子，發財的只是少數，一二百萬人卻在絕望中死去。

　　“你能不能把采金子的方法講講，巴加內爾？”爵士問。“法子再簡單不過了，”巴加內爾說，“初期的采金人只是淘金，現在，不同了。開發公司直接找到金脈，到那里去采金片、金葉、金塊。但是，淘金人只會淘金，所謂沙里淘金，如此而已。他們先掘地，把認為是出金的土層挖起來，然后用水沖洗，把金子和沙子分開。這種沖洗工作有一種美國傳來的工具，叫做‘克拉得爾’，就是一種搖床。形狀象一個2米長的盒子，一種無蓋的棺材，里面分成兩層。上層是一面粗鐵絲網，接著又是幾層細鐵紗網。第二層下部分很窄。淘金的時候把含金的沙土放在第一層上，用水沖洗，用手攪動。石塊留在粗紗上，碎金和細紗，依體積大小，分別留在各層細紗網上，土則變成泥水，沖到第二層的末端了。這就是普遍用的淘金機。”

　　“雖然簡單，但畢竟是一種工具。”船長說。

　　“為了便宜，都購買二手貨，”地理學家回答，“真正沒有，也可以不要。”

　　“不要，又用什么代替呢？”瑪麗小姐問。

　　“就拿個大盤子代替，用盤子簸土和簸箕一樣。不過，簸出來的不是麥粒，卻是金粒。起初采金的第一年，許多采金人沒花什么本錢就發了財，還是捷足先登有福氣，那時遍地是黃金。就在地面，多極了。溪水就在礦床上流著。幾乎墨爾本的街道上都有金子，鋪路都用金沫子。所以，在1852年的一個月，從亞歷山大運到墨爾本的黃金就價值8百23萬法郎。”

　　“差不多等于俄羅斯皇帝的年俸啊，”爵士說。

　　“那這皇帝也太可憐了！”少校補充一句。

　　“有沒有一下便發財的？”海倫夫人問。

　　“也有幾次，夫人。”

　　“你說得出來嗎？”爵士說。

　　“1858年，在巴拉刺，人家找到一塊金子重573兩；在吉普斯蘭有一塊重782兩；1861年又有一塊重834兩。最后，在這里，一個采金人發現一塊金子重65公斤，以722法朗半斤計算的話，這一塊就值22萬3千8百60法郎！一掘頭掘出11000法郎的年金，數量相當可觀了！”

　　“這些金礦一發現，世界黃金產量增加多少呢？”船長問。

　　“增加太多了，十九世紀初葉每年世界的黃金產量不過4千7百萬法郎，現在，估計產量上升到9萬萬多，近乎10億了。”

　　“因此，在我們腳底下，也許會有許多的金子吧？”小羅伯爾說。

　　“有啊！孩子，也許有幾百萬兩。不過，我們之所以把它踩在腳底，因為我們并不看重金錢。”

　　“那么，澳大利亞可算是‘得天獨厚’的地方了。”

　　“并不是，出金子的地方絕不是得天獨厚的地方。因為這地方養活了一批游手好閑的人，他們過著富麗堂皇、驕奢淫逸的生活。我的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是出產金子，而是出產鐵，因為鐵可以制造生產工具用來勞動生產，不斷地鍛煉著人民的身體和能力。”

　　第二天，太陽剛剛升起，旅客們跨出了產金區，同時，也就走出了塔幾坡區的邊境。現在，馬蹄正在達爾零西區的多灰塵的路上，幾小時之后，路程已走了一半了。這樣順利的旅行，再有半月就可以到達吐福灣的海濱了。

　　目前，大家身體還吃得消，牛馬也不覺苦。地理學家說澳大利亞的氣候特別“養人”，這話總算兌現了。潮氣少得很，甚至沒有，天氣也不算太炎熱。

　　不過，自康登橋慘案以來，旅行隊的戒備嚴了許多，以前的預防措施根本不用了。現在規定：首先，打獵的人不得跑得太遠，不要看不見牛車。其次，夜晚宿營輪流看守車子。早晚槍上都裝上子彈。顯然有伙強人在荒野中出沒，已攪得他們心中不安寧了。

　　不用說，這些戒備的措施沒讓海倫夫人和瑪麗小姐知道，因為爵士不愿讓她們擔心。

　　這種戒備自然必要，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出大亂子。而且也不只哥利納帆一行人顧慮到這一點，一些城市居民和牧畜站上的“坐地人”也時刻提防流手偷襲。天一晚，家家閉戶，狗拴在院子里，稍有動靜便狂吠起來。牧人們傍晚集合牛羊群時，沒有一個不佩帶槍的。這種戒備并不過分，那件血案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如此。甚至有些平時開窗睡覺的平民，一旦夜幕降臨，便把門窗緊閉了。

　　就是地方當局也很小心謹慎，許多憲兵隊被派往鄉下，特別要保護郵車。以前郵車在大路上奔馳，盡管放心。就在這一天，爵士一行人穿過公路時，看到一輛郵車急馳而過，后面揚起大片灰塵。雖然和閃電一般，一晃而過，可爵士還是看見車子上坐著警察，馬槍閃閃發光。當年黃金熱的時候，歐洲的社會渣滓都被傾瀉到澳大利亞大陸上來，現在這種戒備的情況仿佛又回到了那種混亂的時代了。

　　走過基莫公路一公里之后，牛車鉆進一片桉樹叢林。這片叢林大得跨好幾個經緯度，旅客們鉆這種叢林，自百奴衣角出發以來，還是第一次。

　　大家看到這些60米高，臃腫的樹皮有15厘米厚的大桉樹，不禁發出嘖嘖的贊嘆聲。樹桿很粗，約有6米，上面還流著有香味的樹脂，它一直挺到離地45米的高度。在這個高度下，沒有枝杈和隨便生出的芽蘗，甚至沒有一個疙瘩破壞這些樹桿的側影，就是木匠用刨子也難刮這么光凈。

　　這些大樹，一連就是幾百棵，和排柱一樣，粗細均勻。柱頂到了極高的高度才開始分杈，但枝杈左右對稱，枝頭都是互生葉。葉子里垂下一朵朵大花，花托好象覆蓋著的孟缽。

　　在樹林中，空氣自然對流，吹起來的風把土地上的潮氣吸收盡了。樹和樹間，是等間距，空隙也不小，牛群、馬群可以通行無阻。這片桉樹林不象原始森林一樣，樹枝密集，荊棘橫生，甚至有許多倒下的樹干，到處是糾纏不清的藤條，開發的人要進去，非得用火、用刀不可。而這一行人所踏的地面是淺草平鋪，樹頂翠綠，在地與天之間是疏疏落落的“撐天柱”，一眼望不到盡頭。樹蔭不算多，因此也不涼爽，但是林子里有一種特殊光亮，就仿佛隔了層輕紗透過來的。樹影很規則，地面上的閃光也很明晰。這一切構成了一種仙境，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澳大利亞的森林和歐洲大陸上的森林就是不一樣，土人把這種樹叫“塔拉”，屬于種類繁多的桃金娘科——澳大利亞植物界代表。

　　在這翠色的蒼穹下，樹蔭之所以不密，暗影之所以不深，是由于葉子生長得出奇的緣故。沒有一片葉子是平面向著太陽的，都是刀口式的葉邊側身向著太陽。眼睛迎著太陽光望去，只能看到奇特的樹葉側面。所以，太陽光線透過葉叢能達到地面，就和透過百葉窗子一樣。

　　大家注意到這一點，都感到稀奇。當然，只有地理學家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他立刻回答說：

　　“這里使我奇怪的倒不是樹葉子的離奇，大自然造物，自有道理。而植物學家命名就莫名其妙了，他們把這種樹叫‘有加利’。”

　　“‘有加利’是什么意思？”瑪麗小姐問。

　　“這是桉樹的學名，來自來于希臘文，原意是‘有庇蔭之利’。那些植物學家故意拿希臘文騙人，叫人不易發現這個錯誤，其實很明顯地‘有加利’樹毫無庇蔭之利。”

　　“先生，這一點我們都同意，不用說了，”爵士說道，“請你快告訴我們葉子為什么這么長吧。”

　　“由于地理學和植物學的原因，”地理學家解釋道，“你們一定看出，這一帶空氣干燥，降雨量又少，土壤曬干了，樹木體內的汁液也不會太多。為了生存下去，它們就得設法避開陽光，保衛自己，防止蒸發過勝。所以，它們側面對著太陽，不讓正面曬著。沒有比樹葉子再聰明的了。”

　　“也沒有比這些樹葉再自私的了！”麥克那布斯反駁說，“這些葉子只顧自己，也不替行人考慮一下。”

　　人人都贊成少校的說法，只有巴加內爾不贊成，他抹著額上的汗珠，卻還認為在沒有陰涼的樹林走路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機會。盡管如此，桉樹葉子這樣的生長，畢竟得不到人們的好感。如果穿過這片林子需很長時間，烈日當空，毫無庇蔭，行人自然難以吃消。

　　牛車在這無邊無際的桉樹林中挪動著，沒有碰到一只野獸，一個土人。只有樹上的幾只鸚鵡與他們為伴，在枝頭為他們唱進行曲。有時一群鸚哥穿過遠處的樹隙，五色斑斕地一閃而過。總之，在這座其大無比的翠色廟宇中，到處是死一樣的沉寂，只有馬蹄聲，輕輕的人語聲，轔轔的車輪聲和艾爾通趕牛的喝吆聲攪著這片無邊的幽靜。

　　天色已晚，爵士一行人就在幾棵被火燒過不久的桉樹下支篷宿營。這幾棵桉樹象工廠里的大煙囪，樹干被火已燒空，從腳一直通到樹頂，外面只剩一層樹皮，而樹還仍然活著。雖然如此，“坐地人”和土人這種燒樹的壞習慣終久會毀滅這片森林的。奧比爾得地理學家的建議，就在一棵空心樹干里生火做飯了。剛點了一點火，火苗就往上竄，煙一直沖到樹頂的葉叢中。夜里由艾爾通、穆拉地、威爾遜和船長輪流值班，直守到日出的時候。

　　1月3日，人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那漫長的路徑，好象永遠走不完。然而，傍晚時分，樹叢漸漸稀疏了，再走幾公里，在小片平原上出現了一族整齊的房屋。

　　“是塞木爾！”地理學家叫，“一過這個小鎮，我們就出維多利亞省的邊境了。”

　　“地位顯赫嗎？”夫人問。

　　“只不過是個簡單的村子，正在變成一個市鎮。”

　　“我們可以在那里找個象樣的旅館嗎？”爵士問。

　　“我想沒問題。”

　　“那么，我們快去吧，我們要讓女客們今晚住得舒服些，我想，她們不會反對吧？”

　　“當然不會，我和瑪麗都喜歡。但有個條件，不要離路線太遠，免得耽誤了行程。”

　　“一點也不遠。我們也疲乏了，該休息一下，而且，我們明天天一亮便啟程。”爵士說。

　　晚上9點鐘，月亮已從東方升起，透過一片霧氣，傾射出萬丈光芒。天漸漸黑下來。全隊人馬走在塞木爾鎮的馬路上，巴加內爾在前面領路，他好象對未見過面的東西都很熟悉。這或許是他的本能，他一直領大伙到了康倍爾旅館。

　　牛馬和車子安排下來，旅客們被領到相當舒適的房間里歇息。

　　10點鐘，大家吃晚飯，奧比爾以總管家的身份對晚飯檢查一番。地理學家和小羅伯爾已去鎮上跑了一趟了。他們只三言兩語說了一下夜游的印象。實際上他們并沒看到多少東西。

　　然而，如果一個細心的人，一定會注意到塞爾木街上有某種程度的騷動：一簇一簇的人群不知在談論什么，你一言，我兩語，顯得緊張不安，有人在高聲讀著當天的報紙，并加以推敲、討論。這種跡象，沒有逃脫少校的眼睛。他跑得不遠，甚至沒出旅館大門時，便覺得街上的氣氛不對頭。他和那健談的旅館經理狄克遜談了十分鐘話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他一聲不響。等吃完晚飯，兩位女客回房休息了，他留下其他人，說：

　　“大家知道康登橋血案的兇手了。”

　　“抓到了嗎？”艾爾通趕忙問。

　　“沒有。”少校說，并沒有顯出那水手長焦急的情緒。

　　“太可惜了！”艾爾通又補充了一句。

　　“那么，那血案是誰作的呢？”爵士接著問。

　　“你看報紙好了，”少校說著，遞給哥利納帆一張報紙，是昨天的澳大利亞新西蘭日報。你看了日報就知道那警官猜得不錯。”

　　哥利納帆于是高聲讀著下面的新聞：

　　1866年1月2日，悉尼消息——大家還記得，12月29日夜間，在康登橋上曾發生一起特大鐵路事故。火車11點45分過呂頓河時，康登橋居然是開著的。

　　失事的搜劫以及距康登橋半公里守橋員尸體的發現，證明了這慘案是由一個罪惡的預謀造成的！

　　果然，據調查結果得知，6個月前西澳伯斯的拘留營準備將一批流犯移送諾福克島，途中這批流犯逃脫。康登橋慘案是他們所為。

　　這批流犯共29人，為首的叫彭·覺斯，他是最狡猾的匪徒，在幾個月前，不知乘什么船到達澳大利亞，雖然官廳通輯他，卻一直未抓獲。

　　希望城市居民、鄉野移民及牧民們各自提防，并協助輯捕，將有關消息隨時報告本殖民地總監！

　　殖民總監米徹爾

　　爵士讀完這個通告后，少校轉向地理學家，對他說：

　　“巴加內爾，這次相信了吧，澳大利亞可能有流犯。”“越獄流犯，自然難免，”巴加內爾辨解說，“但正式收容的流犯的確沒有呀！”

　　“無論如何，這里有了流犯已成為事實，”爵士發表意見，“不過，我想，不一定有了流犯，就得改變我們的旅行計劃，你說是吧，船長先生？”

　　船長沒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怕中止旅行會使格蘭特姐弟難過；另一方面又怕繼續前行會出差錯。所以他猶豫不決。

　　“如果海倫夫人和瑪麗小姐不和我們在一起的話，我倒不在乎這些亡命之徒。”

　　爵士聽懂這話的含義，接著說：

　　“當然我們不是說不去找格蘭特船長了。不過，因為與女客們同行，不太方便，我們先到墨爾本，回到鄧肯號上，然后再乘船去東海岸尋訪失蹤船員的蹤跡也許穩當些。你的意思呢，少校？”

　　“我在發表意見之前，想聽聽艾爾通的看法。”

　　水手長被指點發言，只好從命了。

　　“我想，”他說，“我們距墨爾本320里，如果有危險的話，向東和向南一樣。兩條路上都是人跡罕至，一片荒涼。而且，我不相信30來個強人，我們這群手中有武器的男子漢就對付不了。因此，要是我，除非有更好的計劃，否則繼續前行。”“說得對，艾爾通，”地理學家附合說，“我們繼續前進，或許能找到格蘭特船長的影子。若是轉過頭來向南，我們就背離格蘭特的蹤跡，越走越遠了。再說，一批伯斯來的逃犯，有勇氣的人不會把他們放在眼里的。”

　　這樣一說，不變的原定計劃舉行表決，全場無異議通過了。

　　“我還有一點建議，爵士，”艾爾通又說。

　　“說吧！”

　　“派人送個命令給鄧肯號，叫它開到東海岸是不是可以？”“恐怕不合適吧，”船長回答，“我們到了吐福灣，再發命令也不遲。要是發早，萬一出現意外迫使我們回墨爾本，我們會后悔找不到鄧肯號了。而且，船壞得不輕，此時也修不好。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等等再發命令為好。”

　　“也好，”艾爾通回答，他并未堅持他的意見。

　　第二天，旅行隊離開塞爾木鎮。大家全副武裝起來，準備應付外來事故。半小時后，大家又進了向東延伸著的桉樹林。哥利納帆寧愿在曠野里旅行，因為曠野比樹叢中好，強盜不易隱藏埋伏。但是現在，沒有選擇的余地。所以，“老牛拉破車”，只好在單調的林中小路上走了。晚上，沿安格爾塞區北境走了一程之后，牛車就過了東經146度線。大家就在墨累縣邊境上宿了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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