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第六章 難言的不幸

《居里夫人》第六章 難言的不幸

　　第一個適合居里夫婦才干的職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給予他們最初幾個榮譽的，卻是英國。

　　他們在法國已經被授予幾種科學獎：比埃爾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獎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獎金。瑪麗得過三次若涅獎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學會正式邀請比埃爾·居里前往舉行鐳的講座時，他們還沒有得到法國任何使他們的名字增光的褒獎。這個物理學家接受了邀請，同他的夫人一起到倫敦去參加這次隆重的盛會。

　　接待他們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爾文勛爵。

　　這個有名望的長者把居里夫婦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對他們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績。他帶他們去參觀他的實驗室，在走路的時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摟著比埃爾的肩膀，并以真摯動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給他帶去的禮物指給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學家的禮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貴重的鐳。

　　舉行講座的那一晚，克爾文勛爵坐在瑪麗旁邊，她是被允許參加皇家科學協會會議的第一個婦女。英國的學者都聚在那個擠滿了人的禮堂里。比埃爾用法語慢慢地敘述鐳的特性，后來他請人把握子遮黑，開始作幾種驚人的實驗：作用鐳的魔力由遠處使一個金箔驗電器放電，他使一個硫化鋅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紙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證明這種驚人的物質能自發放熱那一晚激起的熱烈情緒在第二天起了反響；全倫敦都要看鐳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許多晚餐和宴會。

　　比埃爾和瑪麗參加這些盛大的招待會，聽著人們干杯祝他們幸運比埃爾穿著他在 P．C．N．學部講課時穿的那件已經磨得有點發亮的舊禮服，雖然他極力客氣，仍不免給人“心不在焉”的印象，顯得很費力才能了解人們恭維他的話。瑪麗不安地感覺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視自己，注視著這個最稀罕的動物，注視著這個特殊的人：一個女物理學家！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領口開得很小；她那雙被酸液燒壞的手上，沒有飾物，連結婚指環都沒有。在她旁邊，這個鄰國里最美麗的鉆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閃閃發光。瑪麗由衷高興地看著這些珠寶，并且驚異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經心的丈夫也在注視這些項鏈，注視這些“金剛石頸飾”

　　當晚，她在脫衣服的時候對比埃爾說 ：“我簡直想不到世上有這樣的珠寶，真是美極了！

　　幾天之后，居里夫婦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們已經與倫敦結了很牢固的友誼，并且計劃了幾種合作；比埃爾不久將和他的英國同行杜瓦爾教授一起，發表一篇關于鐳的溴化物氣體的著作。

　　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對于他們所欽佩的人是忠誠的。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倫敦的皇家學會把該會的最高獎戴維獎章贈給他們，以表推重。

　　瑪麗正不舒服，讓他的丈夫獨自去參加儀式。比埃爾從英國帶回來一枚很重的金獎章，上面刻著他們兩個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給這枚獎章找個地方安放，他處理得笨極了，丟了，又找著后來，忽然靈機一動，他把它交給女兒伊雷娜，這個六歲的女孩還沒有過這樣高興的日子呢。

　　斯德哥爾摩的科學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會”上，公開宣布把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一半授予柏克勒爾，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獎勵他們在放射性方面的種種發現。

　　居里夫婦沒有參加這次聚會。法國公使代表他們從瑞典國王手中領取獎狀和金獎章。比埃爾和瑪麗身體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長途旅行。

　　在瑪麗·居里的眼睛里，諾貝爾獎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萬金法郎獎金，是瑞典學者對兩個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違反科學精神”的。而且這是減少比埃爾教課鐘點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機會！

　　這張給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蘭路支行了，他們的極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爾終于可以辭去他在理化學校的教職；接替他的是一個杰出的物理學家、他昔日的學生保羅·郎之萬。居里夫人自費雇用了一個私人助手，這比等著大學答應給她有名無實的實驗室助手來得簡單多了，也快多了。

　　瑪麗以借款名義寄了兩萬奧幣給德盧斯基，以便幫助他們創立他們的療養院。不久又有五萬法郎奧西利獎金加在剩下的一筆小款子上，這筆獎金一半是給瑪麗·居里，一半給法國物理學家埃都亞·布郎利。他們把這點獎金平分為兩部分，一半買法國公債，一半買華沙城債券。

　　在贈款項下，有給波蘭學生的，給瑪麗青年時候的一個朋友的，給實驗室的工人們的，給一些亟需錢用的賽福爾女學生的瑪麗想起從前很親切地教過她法文的一個很窮苦的婦人——德·圣一歐班小姐，現在是科茲羅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蘭，在波蘭結了婚，她的最大的夢想，乃是重游故鄉；瑪麗給她寫信，請她到法國來，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華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費。那個善良的婦女總是含淚談到這個沒有料到的莫大快樂。

　　瑪麗很適當地施贈，不張揚，不輕舉妄動，也不過分。她決意在有生之年幫助那些需要她幫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為，以便永遠能夠繼續幫助人。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裝設了一個“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間小屋子里的褪色幃幔換了新的，但是她沒有想到趁得諾貝爾獎金的機會去買一頂新帽子。她雖堅持要比埃爾辭去在理化學校的教職，她自己卻繼續在賽福爾教課。她愛她的學生，覺得自己的體力還可以繼續任課，而且這是一個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婦一生中最可憐的時期。他們的年歲正是天才得到經驗的幫助而可以發展到最高度的時期。他們已經在一個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發現了一克使全世界驚奇的鐳。但是他們的使命并未完成，他們的頭腦還有發現別種未知的資源的可能性。他們愿意工作，他們需要工作！

　　榮譽不關心將來，而比埃爾和瑪麗去要向將來努力。榮譽降臨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牽制他們，力圖阻止他們向前進。諾貝爾獎金授予居里夫婦的消息一發表，千百萬的男子、婦女、哲學家、工人、教授、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們身上。這千百萬人把他們的熱心獻給居里夫婦，卻要換回極大的補償！他們把還處于萌芽狀態的放射學列入已經取得的勝利后就不去幫助它發展，而只忙著玩味它產生時的一些生動細節。他們要打破這一對驚人夫婦的秘密，因為這兩個學者的雙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已經造成一種傳奇。他們的熱烈敬仰擾亂了他們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奪去這對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財富：沉思和寧靜。

　　當時的報紙上登載比埃爾的相片，旁邊就是瑪麗的相片——形容瑪麗是“一個金色頭發的年輕婦人，風度優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個可愛的母親，感覺敏銳， 同時對于深奧的事物有一種好奇的精神”，還有他們的“可愛的小女兒”和一只在飯廳里火爐前縮成一團的叫做第第的貓的相片。這些相片旁邊有很美的文字描寫那所小房子和實驗室，寫居里夫婦愿意獨自貪圖幽趣和清貧風味的兩個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賢士之廬”， 成了一所“可愛的住房，地址很遠，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靜的區域內，在城堡蔭蔽之下，里面隱藏著兩個大學者的親密快樂”。

　　而那個棚屋也成了名。

　　居里夫婦設法拒絕訪問，封鎖他們的門，自己關在那個從此有了歷史價值的簡陋實驗室里；他們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經不屬于他們了。他們的謙虛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聞記者驚嘆而且尊敬，這種謙虛也出了名，并且變成一件公開的事，變成寫文章的好題目。

　　光榮是一面多么驚人的鏡子！它有時候照出真相，有時候卻象公園里吸引人的哈哈鏡那樣照出變了形的形象。它攝取它所選的人們的最小的姿勢，在它的空間里映出千百種形象居里夫婦的生活，成了時髦酒館里的談話資料；報紙上登載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鐳，一個劇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諷刺劇，形容這一對夫婦關在棚屋里，不許任何人進去，自己掃地，并且滑稽地在戲臺四隅找那丟失的物質。

　　居里夫婦毫無怨言地忍受了貧寒、辛苦、甚至于人們的不公正行為；現在，他們生平第一次顯露一種奇怪的神經不安。他們的榮譽越大，他們的不安越甚。

　　榮譽一定也會給居里夫婦帶來一些利益：教席、實驗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經費，作為那些磨難的補償。不過這些好處什么時候才來到？他們焦急等待的時期延長了。

　　比埃爾和瑪麗所循的途徑雖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絕榮譽的態度。共同完成一項偉大工作的人，也許會用不同的方式接受榮譽；比埃爾或許冷淡，瑪麗也許虛榮但是不然！這一對夫婦勝利地度過這次磨難，而且團結一致，逃避尊榮。

　　居里夫婦現在有一個新的理由要過“野人生活”，他們要逃避好奇的人們。他們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莊去，若是必須在鄉下的旅店里過夜，他們總是用假名字登記。

　　但是他們最好的化裝，還是他們的本來面目。一個笨手笨腳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隨便，在布列塔尼一條空蕩蕩的路上推著一輛自行車向前走，陪伴他的那個年輕婦人，裝束像農村婦女；看見這樣兩個人，誰會想到他們就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

　　居里這個名字現在已經成了“鼎鼎大名”。 這對夫婦錢比以前多，快樂的時光卻比以前少了。

　　尤其是瑪麗，她已經失去了她的熱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爾那樣完全潛心于科學思想。每日發生的事影響她的感覺和神經，而且引起很壞的反應。

　　慶祝鐳和諾貝爾獎金的喧嘩，使她生氣，一時一刻也沒有使她放下對比埃爾的病的憂慮；這種憂慮破壞了她的生活。

　　比埃爾因為身體上的病痛，感覺到一種重大威脅，每每為時間消逝而不安。難道這樣年輕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們可以說他是在與一個看不見的仇敵比賽速度，他一味固執，一味匆忙，親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語，使她也不安。他們必須加速研究的節奏，必須利用每一刻時間，必須在實驗室里多過幾小時。

　　瑪麗勉強更加努力，但是這種努力超過了她神經耐受力的限度。

　　她過去的命運比他的艱苦。20多年以來，從她還是一個16歲的波蘭姑娘，頭腦里裝滿了節日的回憶，由鄉下回到華沙謀生的那一天起，她幾乎沒有停止過工作。她的青年時期在孤寂中度過，在一個冰冷的頂樓里埋頭看物理學書籍；而后來在戀愛的時候，戀愛又與工作連在一起，不能分開。

　　瑪麗把對于科學的愛和對于丈夫的愛融會于一種熱誠之中，強制自己過一種緊張的生活。比埃爾和她一樣深情，他們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爾有過很長的懶散時期，有過熱烈的青春，有過活潑的情緒。

　　瑪麗自從長成婦人以來，沒有一刻離開過她的任務，所以她還希望有時候能夠認識生活的簡單可愛之點。

　　她是一個極溫柔的妻子和母親。她夢想甜密的暫時休息，夢想無憂無慮的安適日子。

　　在這一方面，她使比埃爾很驚訝，使他不高興。

　　他發現了一個有天才的伴侶，覺得欣慰無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樣，完全犧牲在他所謂的“主要思想”

　　中。

　　她服從他，但是她覺得腦力和體力都很疲乏。她感到氣餒，責備自己在智力方面無能，責備自己“蠢笨”。 實際原因簡單，這個36歲的婦人生活勞苦，受折磨太久了，現在要求自己的權利。瑪麗需要有一個時候不作“居里夫人”， 把鐳放在腦后，只吃，只睡，什么都不去想。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時候，她虛弱到了極點。除了她的丈夫，她不愛任何東西：不愛生活，不愛科學，甚至于也不愛將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無時無刻不使她憂慮。布羅妮雅由波蘭來照料她生產，看到這個被壓垮了的、失了常態的瑪麗，覺得無限驚駭。

　　她不斷地重復說 ：“我為什么又要送一個生命到世上來？人生太艱苦，太乏味。我們不應該使無辜的生靈受這種折磨”

　　分娩很痛苦而且時間很長。終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個肥胖的嬰兒，頭上豎著黑發。又是一個女兒：取名叫艾芙。

　　新生嬰兒的微笑和嬉戲，使這個年輕的母親感到愉快；極小的孩子總能使她憐愛。她在一本灰色筆記本里，隨時記載艾芙最早會作的姿勢和開始長出的牙齒，正如以前對待伊雷娜那樣。瑪麗的神經狀態隨著這個嬰兒的發育漸漸好轉。分娩造成的強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從而使她恢復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觸她的儀器，這種心情她曾經忘記了。不久她又到賽福爾去教課。她動搖了一些時候，現在恢復了她的堅定步伐，又走上了艱苦的途程。

　　天氣晴朗，比埃爾覺得健康多了，瑪麗也比較高興。現在他們應該履行一再拖延的責任：到斯德哥爾摩去作諾貝爾講演。

　　1905年6月6日，比埃爾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爾摩的科學院講演。他追溯鐳的發現引起來的后果：在物理學方面，這種發現把基本原則大加修改；在化學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膽的假定，這些假定解釋了造成放射性現象的力量的來源；在地質學和氣象學方面，它是解釋以前不能解釋的現象的鑰匙；最后，在生物學方面，鐳對于癌細胞的作用，已經證明是有效的。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壘一樣，拒絕閑人闖入；比埃爾和瑪麗在里面仍舊過著簡單隱遁的生活。家務方面煩心的事，已經大為減少。一個干粗活的女仆承擔了一應重活。一個打雜的女傭人料理烹飪和開飯；她看著她的奇怪雇主的專心態度，總是驚異得大張著嘴，而且時常空自等著他們稱贊她做的烤肉或馬鈴薯泥。

　　有一天，這個樸實的女子忍不住了，她站在比埃爾面前，用堅決的語調問他覺得他剛才吃了很多的煎牛排做得怎么樣，但是他的回答卻使她莫名其妙。

　　這個學者喃喃地說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罷！”

　　瑪麗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時候，也總留出時間照料孩子；因為她有職務，不得不把她的兩個女兒交給女仆，但是定要親自證實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潔，沒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爾沒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個很專制的孩子，嫉妒地獨占著她的母親，只勉強容許母親照料“小的”。 冬天時候，瑪麗常在巴黎走很遠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種蘋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這對夫婦晚間大半是穿著內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閱科學出版物，或是在筆記本上作復雜的計算。不過有時候他們也到繪畫展覽會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樂會和戲院里消磨兩小時。

　　瑪麗如果偶爾請人到家里來，她總盡力把菜肴做得差強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會神地去佛達路或阿來西亞路裝滿蔬菜鮮果的車子中間轉來轉去，挑選好果子，并且鄭重詢問乳品商人，他的各種干酪的優劣；然后從賣花人的籃子里挑幾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興奮預備比平常復雜一點的菜肴，鄰近的糕點商人鄭重其事地送來冰其淋。在這個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隨便的聚會事先就引起這些忙亂。到了最后，瑪麗檢查餐具，移動家具請來的貴客或是路過巴黎的外國同行，或是給瑪麗帶來消息的波蘭人。居里夫人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組織過幾次兒童聚會；她親手用花環、包上金紙的核桃和各種顏色的蠟燭裝飾的圣誕樹，還留在年輕一代的快樂回憶中。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來的有安德烈·德比爾納，讓·佩韓和他的妻子——瑪麗的最好的朋友，喬治·余班，保羅·郎之萬，埃美·戈登，喬治·薩尼亞，查量－埃都亞·吉攸姆等七八個密友，有賽福爾的幾個女生一些學者，都是學者！

　　星期日下午，在天氣晴朗時，這些人就聚在花園里。瑪麗坐在樹蔭下，靠近艾芙的小車，手里拿著針線活；但是她的縫制和補綴工作并不妨礙她注意全部談話，這種談話在別的婦人聽來，簡直比用中國話討論問題還要深奧得多。

　　這些不平凡的交談有時也夾雜著一些充滿人情味的話語：居里大夫與德比爾納和郎之萬談政治，余班很友善地嘲笑瑪麗，批評她那過分樸素的衣服，責備她輕視打扮，于是這個年輕的婦人便驚訝地聽著這種突如其來的教訓。讓·佩韓停止談原子，停止談“無限小的東西”， 仰起他那好看的熱情的臉朝向天空，像個瓦格納的崇拜者，引吭高唱起《萊茵河的黃金》或《名歌手》中的歌曲。在花園深處，離得遠一點，佩韓夫人在給她的孩子們——阿麗納弗朗西和他們的同伴伊雷娜講童話故事。

　　居里夫婦面前展開了一個新紀元。法國注意到他們，并且想支持他們的努力。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爾選為科學院院士。這個學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訪的磨難。

　　贊助他的人們唯恐他的行動不象 “明智的候選人”，給他一大堆關心的勸告。

　　比埃爾·居里在1905年7月3日進入了科學院但是夠勉強的！有22個院士投票選了他的競選者哲內先生。

　　比埃爾不甚欽佩這個科學院。在另一方面，他密切地注意巴黎大學為他決定的事項。校長李亞爾已經在1904年為他設了一個物理學教席，這個希望了很久的實任教授的位置，終于得到了！在接受這個晉升之前，比埃爾問他的職務附有的實驗室在哪里。

　　實驗室？什么實驗室？談不到有實驗室啊！

　　這兩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鐳的“父母”， 立刻發現比埃爾如離開 P．“．Ｎ．學部的位置到索爾本去任教，他就簡直不能作任何工作。新職務沒有給他工作的地方，而 P．”．Ｎ．學部供給用的兩間屋子當然須給繼任者，他只好在街上作實驗了。

　　比埃爾用他那美妙的文筆，給他的上司們寫了一封客氣而堅決的信，新職位既然不供給工作室，也不供給研究經費，他愿意辭職，仍留在P．“．Ｎ．學部，仍教那么多的鐘點。在那個小地方，瑪麗和他倒還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又經過幾次商議，巴黎大學最后作了一種非常舉動，請求議院創設一個實驗室并撥款五萬法郎。這個計劃被采納了或差不多被采納了！索爾本里面決沒有地方給比埃爾，不過可以在居維埃路給他修建兩間屋子，每年可以給居里先生12000法郎經費，外加34000法郎設備經費。

　　天真的比埃爾以為他可以用“設備費”購買儀器，添全他的器材。不錯，他可以這樣用，但是必須把新建筑用費從這筆小款子里提出來。當局是把建筑費和“設備費”當作一件事的！

　　如此，這些官方計劃的用處就縮小了。

　　有一個有錢的婦人知道了這種情形，頗為感動，自愿幫助居里夫婦，并提議給他們在安靜的郊外建筑一個研究院。比埃爾·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計劃和愿望對她一一陳述。

　　只有一件給居里夫婦帶來了真正的快樂。比埃爾從此將有三個合作者：一個實驗室主任，一個助手，一個工人。

　　實驗室主任就是瑪麗。直到此刻，不過是容許這個年輕的婦人在實驗室里工作而已。瑪麗所完成的關于鐳的研究，即沒有名義也沒有報酬。到1904年11月才給她固定的職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這才第一次正式進入她丈夫的實驗室。

　　他們適應著新的生活。比埃爾備課，瑪麗仍和從前一樣在賽福爾教書，兩個人在居維埃路那個狹小的實驗室里見面。安德烈·德比爾納、阿爾伯·拉伯德、美國人杜亞納教授，還有幾個助手或學生，都在這個實驗室里繼續研究，都低頭看著他們當時作實驗用的不堅固的設備。

　　1906年復活節，天氣睛朗。比埃爾和瑪麗在室外，在舍夫律茲－圣瑞米的平靜的房子里過了幾天。

　　他們恢復鄉下習慣，每晚帶著女兒到附近的農莊去取牛奶。艾芙剛十四個月，腳步很不穩，頑強地要踏著那干硬的土車轍走，使比埃爾看了發笑。

　　到了星期日，遠處鐘聲一響，這對夫婦就乘自行車到何瓦雅埠的樹林里去野游，帶回開著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爾覺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愛的日光慢慢把籠罩山谷的朝霧驅散。艾芙坐在一條毯子上亂喊亂叫，伊雷娜則揮動著一個綠色小網追捕蝴蝶，并且為她很少到手的捕獲物而快樂地大聲歡呼。她覺得熱了，把外衣脫去，滑稽地穿著小女孩的襯衫和男孩的短褲；比埃爾和瑪麗彼此靠近躺著，欣賞他們這個孩子的優美。

　　或許就是那天早晨，或許是頭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寧謐使比埃爾平靜下來，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兩個女兒，再看看一動不動地躺在身邊的瑪麗。

　　他撫摸他妻子的面頰和金色頭發，并且低聲說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瑪麗。”

　　1906年4月19日這個星期四顯得很陰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婦雖然專心工作，仍不能忘掉這四月的驟雨。那天比埃爾要參加理學院教授聯合會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葉·維亞爾那里去看校樣，然后要到科學院去。瑪麗也有幾堂課要教。

　　在早晨的匆忙中，這對夫婦幾乎彼此沒有見面。

　　比埃爾在樓下喊瑪麗，問她是否到實驗室去；瑪麗正在樓上給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說她今天一定沒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話被嘈雜聲淹沒了。大門砰的一響，比埃爾忙著出去，很快地走了。

　　瑪麗在家里與女兒們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時候，比埃爾正在飯店里和他的同事們親切交談。他喜愛這種平靜的聚會，他們在那里談索爾本、研究和職業。這次一般性的談話轉到實驗室里可能會突然發生意外事故，比埃爾立刻擬訂了一個減少研究者危險的規則。

　　將近兩點半鐘的時候，他微笑著站起來向朋友們告辭，并且和當天晚上還要見面的讓·佩韓握手。走到門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額，然后打開他的大雨傘，在傾盆大雨中向塞納區走去。

　　他到了高替葉·維亞爾那里，看見門關著：工人們罷工了。他轉身走上多非納路，馬車夫的喊聲、附近碼頭上開過的電車發出的刺耳響聲，使這條街十分喧鬧。巴黎舊區這條狹窄的路上多么擁擠呵！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車馬通過，而在下午這時候行人太多，人行道顯得太窄。比埃爾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時候走在石鋪的路邊，有時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穩，心里在默想著事情，眼神集中，臉色鄭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進行的試驗？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學院的論文，現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裝著。是在想瑪麗？

　　他已經在瀝青路上走了一會，跟在一輛向諾夫橋慢慢駛去的轎式出租馬車后面。到了這條街同碼頭交叉的地方，喧鬧聲更大了。一輛開往貢德的電車剛剛沿河駛過，兩匹馬拉的一輛四輪重貨車正由橋上過來，橫越車軌，疾馳進多非納路。

　　比埃爾想穿過馬路，走到那邊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動，離開出租馬車給他的掩護，這輛車的四方車箱遮住了他在視線；他向左走了幾步，撞著一頭噴著熱氣的牲口。那輛貨車這時候正橫過這輛馬車，他撞的是駕車的一匹馬。兩輛車旋風一般地挨近了，比埃爾吃了一驚，拙笨地移動了一下，想貼在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這個學者的鞋底在濕地上一滑，聽到一聲叫喊，引起了一陣驚懼的喊聲。比埃爾已經跌在兩匹馬的鐵蹄下了；過路的人大聲喊著：“站住，站住！” 馬夫急忙收韁，可是毫無用處，這兩匹馬仍然向前馳去。

　　比埃爾倒在地上，活著，并未受傷。他沒有喊，差不多也沒有移動，馬蹄和貨車的兩個前輪從他身體兩旁過去，并沒有碰傷他。可能會出現一個奇跡，但是那輛極大的車，載著六噸重的東西，還要再走幾公尺。左邊的后輪碰到一個不結實的障礙，一轉就把它壓碎了。這是一個前額，一個人的腦袋。腦顱碎了，一種紅色的粘東西濺在泥里——比埃爾·居里的腦子。

　　幾個警察抬起那瞬間就被奪去生命的還有熱氣的軀體。他們連著叫了好幾輛出租馬車，但是車夫都不愿意把一個鮮血淋漓的泥污尸體放在車里。過了幾分鐘，好奇的人都聚擾來擠在一起。人群在那輛停著不動的貨車周圍越圍越密，都向無心造成這場慘劇的車夫路易·馬南發出怒喊。后來有兩個人抬來了一副擔架，把尸體放上去，毫無用處地在一間藥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開他的錢包，檢查他的證件。風聲一傳出去，說犧牲者是比埃爾·居里，一個教授，一個著名的學者，人們的騷動立時加倍了；許多人握拳要打馬車夫馬南，警察不得不出來干涉，保護他。

　　醫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綿洗凈那張泥污的臉，細看頭上很大的傷口，數了那在20分鐘以前是顱骨的16塊碎骨。人們用電話通知了理學院；不久，在格昂奧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個分局長和一個秘書看著這個物理學家的副助手克萊爾先生俯身慟哭，那個車夫馬南漲紅著臉，也在哭泣。

　　比埃爾躺在他們中間，額上纏了繃帶，臉沒有受傷也沒有蓋上，他現在對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那輛貨車有五公尺長，裝滿了軍裝，停在門前。

　　雨已經把那沾在一個車輪上的血跡一點一點地洗掉了。

　　那兩匹雄壯而年輕的馬，因為主人不在旁邊，而有點不安，打著響鼻兒，用蹄子敲著地。

　　禍患突然降臨居里的家門。一些汽車和出租馬車，沿著巴黎舊城墻逡巡不寧，接著在荒涼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國總統府派來的人在門前按鈴，聽說“居里夫人沒有回來”， 沒有說明來由就走了。鈴又響了，理學院院長保羅·阿佩爾和讓·佩韓教授走了進來。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個女仆在這所空蕩蕩的房子里，他看見這些重要的客人覺得驚訝，向前迎接這兩個人，看見他們的臉色顯得很慌亂。保羅·阿佩爾奉命先通知瑪麗，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種尷尬的沉默。

　　到了六點鐘，鎖孔里有鑰匙轉動的聲音，瑪麗出現在客廳門口，愉快而且活潑。她從朋友們過于尊敬的態度中，隱約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跡象。保羅·阿佩爾重述經過情形，瑪麗完全不動，完全僵直，這種神氣使人們相信她一點沒有聽懂。她并沒有倒入他們親切地伸出來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們說她像木頭人一樣地毫無生氣，毫無感覺。過了很長而且可怕的寂靜，她的嘴唇終于動了，她低聲問著，渴望聽到什么否認的話：“比埃爾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一件突如其來的災禍，可以使一個人完全改變，永遠不再恢復原狀；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鮮。雖說如此，那幾分鐘時光，對于瑪麗的性格，對于她和他的女兒們的命運，確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不容忽略的。瑪麗·居里并沒有由一個幸福的年輕妻子變成無法安慰的孀婦。她的改變不是簡單的，卻比較嚴重。

　　使瑪麗心碎的內心紛擾，她的錯亂思想中的無名恐怖，過于強烈，不能借訴苦或談心表示出來。“ 比埃爾死了”， 這幾個字一傳到她的意識中，立刻就有一種孤寂和難言之隱籠罩她的心頭，永遠擺脫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婦，同時還成了無法救治的孤獨可憐的婦人。

　　目睹這個悲劇的人感覺到在她與他們之間的那層看不見的墻壁。他們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話語都只在瑪麗耳邊掠過，她的眼睛是干的，臉色蒼白得發灰，似乎聽不見他們說什么，很費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她用幾句簡潔的話拒絕剖驗——法律調查的最后一道手續，并且要求把比埃爾的尸體移回克勒曼大道。她請求她的朋友佩韓夫人，留伊雷娜住幾天；她發了一個電報到華沙，“比埃爾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濕的花園去坐下來，兩肘支在膝上，兩手扶著頭，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毫無生氣，不發一言，等著她的伴侶。

　　有人先給她送來了在比埃爾衣袋里找著的幾件可憐的遺物：一枝自來水筆，幾把鑰匙，一個皮夾，一只表；表的機器還在走，表蒙子也沒有碎。末了，在晚上八點鐘，一輛救護車停在這所房子前面。瑪麗爬上車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見那個平靜和藹的臉。

　　擔架很費事地慢慢抬進窄門。安德烈·德比爾納曾到警察分局去運回他那誼兼師友的遺體，此刻又是他抬著這副悲哀的重擔。他們把死者停在樓下一間屋子里，瑪麗就在那里獨自對著她的丈夫。

　　她吻他的臉，吻他那差不多還有熱氣的柔軟身體，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們把她強拉到隔壁房間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殮。她像是毫無知覺地服從了，后來忽然想起她不能讓這幾分鐘這樣過去，想起不應該讓任何別的人照料那個血污的遺體，她又回來了，抱住尸體不放。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瑪麗的收緊的喉嚨才松馳，眼淚的閘門才打開；她獨自對著這一存一歿的兩兄弟，終于哭出來了。后來她又堅定起來在房子里徘徊，問人是否已經照常給艾芙梳洗。她到花園去叫伊雷娜，隔著柵欄和孩子說話。她告訴孩子“爸”的頭上受了重傷，需要安靜。這個無憂無慮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過了幾個星期，瑪麗因為在人前說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這種孤寂有時候使她驚懼地叫喊起來。她打開一本灰色的筆記本，顫抖著寫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這幾頁到處涂改、漬滿淚痕、而且只能發表幾段的文字中，她對比埃爾說話，呼喚他，并且問他問題。她試著把拆散他們的悲劇的每一個細節記述下來，使這種記憶從此永遠折磨自己。這個短短的私人日記——瑪麗的第一個日記，也是她唯一的一個日記，反映出這個婦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時期。

　　瑪麗失去了伴侶，世界失去了一個偉大的人物。

　　這樣殘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長辭人世，驚動了輿論，各國報紙都用好幾欄篇幅哀婉動人地報導了多非納路的不幸事件。許多表示同情的函電紛紛送到克勒曼大道，簽名的有國王，有部長，有詩人，有學者，夾雜著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電報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聲。

　　瑪麗成了一架機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喚醒她的感情。她行動呆滯，精神恍惚，似乎已經離開了活著的人們。

　　比埃爾·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問題：比埃爾遺下的研究工作怎樣進行？他在索爾本的教職怎么辦？瑪麗的前途如何？

　　她的親戚們低聲討論著這些問題，聽著接踵到克勒曼大道來的部里和學校里的代表的建議。葬儀舉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議給比埃爾·居里的遺孀和遺孤一筆國家撫恤金。雅克征求瑪麗的意見，她完全拒絕，她說 ：“我不要撫恤金。我還年輕，能掙錢維持我和我的女兒們的生活。”

　　在這突然加強的說話聲中，第一次響起了她慣有的勇氣的微弱回音。

　　當局和居里一家交換意見，頗費躊躇。大學有意留瑪麗在學校里工作，可是給她什么頭銜？叫她在哪個實驗室里工作？能叫這個有天才的婦人聽一個主任的指揮么？到哪里去找一個能夠領導比埃爾·居里實驗室的教授職位？

　　有人問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見時，她茫然地回答說，她還不能考慮，她不知道于是法國的最高教職第一次給了一個婦人。瑪麗心不在焉地聽著她公公對她敘述她應該接受的重大任務的一些細節，只用幾個字回答 ：“我試一試罷。”

　　1906年5月13日，理學院會議一致決定留給比埃爾·居里設的教席，這個職位以“代課教師”的名義給予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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