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教育下，教材刪什么都無所謂

　　魯迅的多篇作品被踢出新版高中語文教材，再次成為大眾議論的話題。雖被證明消息不實，但確實提起了一個公眾很敏感的問題，就是對語文教材內容的選擇。我不是高中一線語文教師，按理說，對教材的編寫、文章的選擇都沒有發言權。但作為一名曾經歷過高考、接受過高中語文應試教育的考生，內心不免有些感想。

　　記得錢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傳》中是這樣解讀《紀念劉和珍君》這篇文章的：

　　這篇文章重點不是講劉和珍怎樣的勇敢，軍閥怎么鎮壓，而是講魯迅自己內心的困惑。文章一開始，學生問：“先生，你寫了紀念文章沒有？”魯迅說：“沒有。”“你還是寫一點吧，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寫吧。可是要寫了，魯迅又想：“寫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寫。但不寫也不行啊。日子過去了，人們會忘記了……整篇文章就是這“寫”還是“不寫”，“說”還是“不說”的矛盾。這背后就是一個“紀念”還是“忘卻”的困惑。所以后來魯迅還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為了忘卻的紀念》。這也是讓魯迅困惑終生的。

　　一直以來，在我們的語文課上，魯迅都被政治化、革命化和意識形態化。魯迅是文壇斗士、是民族脊梁，他高大、偉岸、不妥協、敢于斗爭，這類“神話”的教條雖然塑造了魯迅鐵錚錚的革命形象，但也將一個無比豐富、有愛有恨、內心糾結的生命個體遠遠地疏離了讀者。

　　錢先生的解讀則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他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站在魯迅的立場上，把魯迅內化為自身，這樣，魯迅就被還原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立體感很強的人。魯迅當時內心的挫敗感，就好比現在許多媒體時評人的內心感觸——寫還是不寫，寫了又有什么用？這種矛盾、無奈與糾結正如有時評人所說：“無力感可能是每一個作評論的人最大的困惑。”兩年前讀到錢先生這般解讀，我感到很震撼，所以至今難以忘懷。

　　9月10日一位一線教師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對中學教育來說，教師的水平可能比教材的篇目影響更大。”也許，錢先生的解讀對不諳世事的中學生來說，有一定的深度，但能夠真正對學生的心靈產生影響、啟發思考的也正是那些發自內心、真實的感觸，而不是課堂上冷冰冰、機械地、過分糾纏于對錯的題海戰術。

　　然而，長久以來，學生習慣了老師的灌輸，習慣了標準答案的腐蝕，致力于掌握解題技巧，教師的授課方法早已被“應試”固化，千人一面，而獨特、新穎的思想則被視為“異端”，不被現實接受。盡管我們的媒體報章、教育專家、學者樂此不疲地呼吁素質教育、教育改革，但又有多少學校、多少教師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升學率，不顧各種行政考核標準，以學生的考試成績和前途為代價，大膽地改革和實踐呢？

　　其實，不管媒體人怎么爭論，落實到課堂上影響甚微，一線教師最清楚，備考的高中生也最明白——“應試”才是硬道理。誰的文章入選、誰的文章被踢出，考生們會真的很在意嗎？只要應試教育體制不變，再好的文章入選，也難逃淪為應試作品的命運，學生們最終還是要面對高考這張試卷，而一線教師也早練就一手操刀的好本領，都能按照考試要求將任何美文“格式”化、肢解成無數帶有標準答案的考題。踢出魯迅作品與否、保留幾篇，這些小修小補都無法撼動我們的整個教育方式。如果魯迅在天有靈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踢出”，恐怕也會覺得是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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