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世紀讀書網 作者: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2010-08-05 09:33:27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后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里,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后,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后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鋪著白臺布的床頭柜,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里,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臺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臺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后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后,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干不凈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么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干,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斗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干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么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云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后,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里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干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里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里。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后,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么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里,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里說起,說些什么;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癥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里,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么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會怎么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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